摘要：1986年10月，周璇的儿子周伟将养母黄宗英推上了上海市中级人民法院，要求黄宗英归还其生母周璇的遗产。

黄宗英与导演江平（摄于1986年）

1986年10月，周璇的儿子周伟将养母黄宗英推上了上海市中级人民法院，要求黄宗英归还其生母周璇的遗产。

这场官司长达4年，直到1990年才落下帷幕。漫长的4年中，黄宗英承受巨大的精神、心理压力，及外界的谩骂和指责，两次住进医院。

法院经过调查、取证后，最终做出判决：黄宗英败诉，周伟赢了官司。然而在这场亲情撕裂大战中，黄宗英与周伟都是输家……

1983年，周伟已经31岁了，在北京的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工作。他与常晶结了婚，并生下了一个女儿。

（周伟）

周伟在别人的唆使下，向黄宗英索要母亲周璇的遗产。周伟对养母说：母亲的遗产数额高达几十万，还有10根金条，每根重1斤。

黄宗英傻眼了，她保管的周璇遗产只有7万元，加上一点利息，与周伟所说的数目差距太大。

周伟不念养育之恩，伤透了黄宗英的心，母子再没有见面。

此后，海内外多家媒体上出现了一系列有关周璇巨额遗产的文章，将矛头对准黄宗英，说她有侵吞遗产之嫌。黄宗英的心在滴血，她没想到自己辛辛苦苦替别人养儿子，会落到这种结局！

周璇（1920年8月1日－1957年9月22日）

更冷酷的事还在后面。1986年10月，周伟将黄宗英起诉到上海市中级人民法院。不明真相的人对黄宗英口诛笔伐，用刻薄的话伤害她，黄宗英的声誉严重受损。

同样是周璇的儿子，同样是黄宗英养大的，哥哥周民与周伟的态度截然不同。法院向周民调查情况时，周民表示：我作为周璇的儿子，不放弃对周璇遗产的合法继承权，周璇如有遗产，应由黄宗英全权处理。周伟没有资格诉黄宗英返还财产。

周民还表态，黄宗英抚养自己，如用了周璇遗产的一部分或全部，他都是承认的、同意的，周伟没有资格诉黄宗英返回财产。

上海市中级人民法院收到诉状后，经过艰难的调查取证，将周璇的遗产数目调查得清清楚楚。

周璇的遗产共有7万元，加上利息共12万元，这钱由黄宗英保管，存在中国银行上海分行。

银行给黄宗英一枚印章，黄宗英凭印章取钱。据银行介绍，黄宗英于1963年至1965年，从银行取了1973.45元。

1975年6月至1984年1月，黄宗英取了121593.23元，其中有5万元转入了中国银行深圳蛇口分行。

据深圳蛇口分行证明，这5万元也由黄宗英取走了。

周璇的其他遗产情况如下：周璇病逝后，她的金银首饰及公寓内的其他物品，都出售给了银行和商店，共得款9600元。

黄宗英（摄于1986年）

这笔钱扣除周璇的房租，上海电影制片厂垫付的医药费、丧葬费7000元，还剩2636.24元。这笔钱交黄宗英保管，作为她抚养周民、周伟的生活费。

这2636.24元，存在中国银行上海分行黄浦区南京东路第二储蓄所。1959年7月2日，黄宗英将这笔钱取走了。

法院出具的证据清清楚楚，根本没有周伟所说的每根重达1斤的10根金条。

周璇有多少遗产在黄宗英名下，法院搜集的数据一目了然。

1988年12月15日，上海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此案。黄宗英正在广州中山医科大学附属逸仙医院住院，没能到庭应诉。黄宗英委托代理律师王珉全权代理她。

王珉50岁左右，是上海市第一律师事务所的律师，也是一位母亲。她宣读了黄宗英写的两份书面材料《我抚养周璇遗孤的前前后后》《我的态度》。

周伟坐在原告席上，37岁的他个头高高的，长相帅气，穿着一件黑色皮夹克。

周伟聘请的两名男律师分别叫李大进、宁力，都是北京市朝阳区律师事务所的年轻律师。在法庭上，周伟提出的诉讼请求是：

一、要求立即冻结黄宗英名下实为周璇的全部遗产。

二、要求法院查清周璇全部遗产真相。

三、所有的诉讼费、差旅费等费用由被告方支付。

四、被告方要赔偿违法占有的周璇遗产。

王珉与周伟的两名律师展开激烈的辩论，双方互不相让。

周伟还当庭回顾了自己在黄宗英家的经历。据周伟介绍：1960年2月，他开始过着寄人篱下的生活。

周伟声称自己11岁时在学校住校，在街道办的一所食堂搭火吃饭。上小学时，周伟每月从黄宗英那里领取10元生活费。上中学后，他每月领取15元生活费。

1969年3月，周伟去内蒙古插队，黄宗英拿出一个存折给他看：这是你母亲给你留下的1000元。黄宗英给了周伟500元。

周伟声称，这是自己从下乡到结婚前，从黄宗英那里拿到的全部费用。

1982年，周伟收到香港寄来的周璇4盒磁带，他便给香港方面写信，追查妈妈的遗产。

1983年夏天，周伟向黄宗英提起遗产的事。据周伟介绍，黄宗英态度很不好，母子俩闹翻了，从此不再来往。

针对周伟的发言，王珉律师提出了反驳。1983年，周伟写了一篇文章，题目为《我的母亲黄宗英》，全文长达7000字。周伟在文中回忆了黄宗英养育他的艰辛。

王珉律师认为，周璇这笔遗产黄宗英有处置权。王珉还出具了黄宗英的朋友——在中宣部工作的李凌华的证词。

据李凌华介绍：1982年，周伟的妻子常晶在北京生产，原单位不发工资，周伟从李凌华那里拿走了300元。黄宗英知道后，如数还给了李凌华。

周伟的女儿出生后，李凌华代表黄宗英，每月转给周伟30元。周伟的孩子生病，李凌华又两次转给周伟500元。

周伟的女儿出生后，黄宗英寄来了100元。黄宗英去看孙女时，又包了一个红包。

1983年10月之前，周伟每个月都会去李凌华家拿30元，后来准备打官司就不去取了。

王珉律师认为黄宗英无侵权行为，更无侵权的事实。庭审长达7个小时，法院经过审理后，判决黄宗英败诉。

法院认为周璇死后，所遗财产归其法定继承人周民、周伟继承。故周民、周伟是系争财产的共有人。系争财产为黄宗英保管的变卖周璇财产的余款、中国银行上海银行的存款和利息，其中有一半归周伟所有。

黄宗英（摄于1985年）

法院认为，黄宗英除应返还周伟所有的财产外，还应赔偿由此造成的周伟财产利息损失。法院判决如下：

一、被告黄宗英返还周伟钱款人民币53920.16元。

二、被告黄宗英赔偿周伟利息损失款人民币31459.20元。以上两项总计人民币85379.36元，在本判决生效后给付。

本案受理费732.28元由黄宗英承担。

一审判决后，黄宗英不服，向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黄宗英得知败诉后，从广州给法院打来了长途电话，并寄来了上诉状，她坚称没有侵犯周伟的财产所有权。

一审败诉的打击让黄宗英病情加重，她再次病倒在医院。法院准备1989年开庭，但黄宗英身体不好，在医院养病。

1989年11月，周民主动与法官谈话：为了这场官司黄宗英很苦，事业失败了，身体累垮了。到了这种地步，我再不出来说一句，就不是她的儿子了，下次开庭我一定要出庭。

周民还告诉法官：我不承认周伟是我的弟弟，更不愿和他对簿公堂，我同情黄宗英，是她把我抚养大的，又是她将我从江西共青农场调回了上海。我在《萌芽》杂志社的工作，也是黄宗英帮我安排的。我结婚、生女儿，黄宗英都尽到了母亲的责任。

1990年3月16日，法院向黄宗英发传票，希望她开庭应诉。黄宗英一直没有回复，法院又拖了一个月，决定4月16日开庭。

4月4日，黄宗英给法院发电部，说自己患了心脏病、甲状腺瘤、脑缺氧等多种疾病，一直住在医院，不能出庭，请求法院再次延期开庭。

法院经过反复考虑，决定将开庭日期定在1990年4月26日，这个时间再也不能改了。如果黄宗英再次缺席，法院也会缺席宣判。

周民本答应到庭，但开庭前，他的妻子在澳大利亚出了车祸，他赶赴澳大利亚处理事故去了。周民写了一份材料，力挺黄宗英，并托人转交给法官。

4月26日上午9点，黄宗英在儿子赵左和律师王珉的陪同下，坐在被告席上。原告席上坐着周伟，及他聘请的律师彭万林、金友成，这两人都是华东政法大学民法学院的教授。

母子对簿公堂，让黄宗英的情绪有些失控。但她很快镇定下来了，双方律师展开激烈的辩论，法院没有当庭宣判。

1990年8月30日，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二审继续开庭。黄宗英对周伟提供的证据进行反驳：在抚养周伟长大的过程中，她不仅付出了巨大心血，还有经济成本，如要返还周伟钱款，应扣除她已经垫付的用于周伟的必要支出。

黄宗英列出的账目如下：

1959年7月至1960年1月，她付了300元给毕家，作为周伟的安家费，还有服装费60元，每月生活费30元。

1960年2月至7月，周伟每月从黄宗英那里领取生活53元。

1960年8月至1963年7月，周伟每月的教养开支为60元。

1963年8月至1966年7月，周伟每月教养开支为40元。

1966年8月至1969年3月，周伟每月开支为20元。

1969年周伟去内蒙古插队时，黄宗英给了他400元。

1973年至1982年，周伟回上海探亲共有8次，每次花费150元，都由黄宗英提供。

1980年赵丹去世后，黄宗英给了周伟1000元。周伟结婚时，黄宗英给了2000元。

周伟办婚礼，黄宗英又给了他1000元。

周伟刚调到北京，黄宗英共给了他790元。

黄宗英还提出，保姆洪雪珍为了照顾周民、周伟，一直没有出去工作，由黄宗英开工资，及黄宗英的儿女给赡养费。

黄宗英要求，洪雪珍要分一部分遗产作为养老。但这项要求没有得到法院的采纳。

法院二审判决更改了法院的一审判决，周伟少分得1.4万元。

黄宗英（摄于1986年）

迅速衰老的黄宗英，与外孙女简妮（摄于1990年）

白发苍苍的黄宗英输了官司，身体多病，与周伟的母子情也彻底断裂。周伟赢了官司和钱财，但饱受舆论的指责，在道义上输得很惨。

这场官司下来，黄宗英与周伟都伤痕累累，都是输家。

来源：细品名人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