瑰丽长卷·澳门电影协会会长蔡安安访谈录

摘要：世界上首部电影的诞生，可追溯至1895年末，由法国卢米埃尔兄弟制作的《出工厂的兄弟》。而中国的第一部电影，则是1905年由北京丰泰照相馆创办人任庆泰拍摄的《定军山》。悠悠一百二十余载，岁月流转，一代又一代的中国电影人匠心独运，佳作频出。电影，宛如涓涓细流，悄然

世界上首部电影的诞生，可追溯至1895年末，由法国卢米埃尔兄弟制作的《出工厂的兄弟》。而中国的第一部电影，则是1905年由北京丰泰照相馆创办人任庆泰拍摄的《定军山》。悠悠一百二十余载，岁月流转，一代又一代的中国电影人匠心独运，佳作频出。电影，宛如涓涓细流，悄然融入人们的生活，每个时代都孕育出独属于那个时代的电影印记。

有这样一个家庭，两代人见证了新中国电影从诞生到茁壮成长的历程。生于1940年12月的第二代蔡安安，至今已在中国电影这片广袤的星空中闪耀了75年之久，且依然奋战在影视创作的前沿阵地。

2024年11月29日，蔡安安再次当选为澳门电影协会会长，本文作者施维女士即将为您展开蔡安安先生电影人生的精彩画卷。

一、激荡年代的艺术世家

在那个风云激荡的年代，有一个闪耀于艺术领域的世家。蔡安安的父亲蔡松龄先生，堪称中国抗日战争时期乃至建国之后话剧与影视界的卓越代表，亦是中央戏剧学院的创建者之一。

蔡松龄先生于1937年毕业于南京戏剧学校，旋即留校任教。在抗战的烽火岁月里，他追随着学校迁往四川，在那里积极投身教学与演剧工作。蔡松龄的演艺履历熠熠生辉，他是曹禺先生的研究生。参演的剧目包括《雷雨》《原野》《放下你的鞭子》《三江好》《抗战第一声》《凤凰城》《蜕变》《夜店》《清宫外史》等诸多经典之作。当时看话剧，有男看蔡松龄，女看吕恩之说，蔡松龄先生是中国第一个演哈姆雷特和奥赛罗的话剧演员。而经他执导的剧目则有《反正》《壮丁》《抗日三部曲》《草木皆兵》《蜕变》《春寒》等。在他的悉心培育下，涌现出了如著名导演谢晋以及戏剧学院老院长徐晓钟等一大批出类拔萃的人才。

建国之后，蔡松龄投身于中央戏剧学院的创建工作，担任教研室主任之职。1958年，他调任河北省话剧院，成为院长。于舞台与银幕之上，他成功塑造了诸多令人难以忘怀的人物形象，如《红旗谱》里的严志和、《烈火中永生》中的华子良以及《战洪图》中的李老根等，在文化领域声誉斐然。

蔡松龄所导演的剧目涵盖了《邢燕子》《红旗谱》《战洪图》等。在导演的实践历程中，他积极探寻中国话剧走向民族化、大众化的康庄大道，且曾作为文教系统全国群英会的代表，闪耀于那个时代的文化星空中。

蔡松龄先生于戏剧影视界所取得的斐然成就，对其两个儿子的人生轨迹产生了深远的指引性影响。蔡安安与蔡元元自幼便继承父业，随父亲一道登上银幕。父子三人联袂出演多部传世之作，此般佳话如同涓涓细流，在岁月的长河中缓缓流淌，成为人们津津乐道的美谈。

蔡氏兄弟作为中国早期声名远扬的童星，恰似两颗初绽光芒的新星，在电影的浩瀚星空中熠熠生辉。他们参与演出了诸如《鸡毛信》《两个小伙伴》等一系列脍炙人口的电影佳作，这些作品宛如璀璨的明珠，镶嵌在中国电影发展的历史长河之中，使得兄弟二人之名享誉全国。

随着时光的悄然流转，二人在成长之后相继踏入艺术的神圣殿堂，在国内高级别的艺术机构中担任要职。改革开放的春风吹起之时，兄弟二人仿若勇敢的开拓者，毅然前往深圳、珠海这两个充满活力与机遇的经济特区，开拓影视产业的崭新版图，并收获了有目共睹的斐然成就。1988年，在国家相关部门的大力支持之下，兄弟二人前往澳门，站在新的发展起点上，继续推动电影产业迈向更高的台阶，续写着属于蔡氏家族的影视传奇。

二、蔡安安亲述精彩人生

2024年初冬的某个上午，珠海经济特区影视文化中心有限公司位于珠海水湾头的接待厅内，蔡安安的脸上洋溢着神采，娓娓道来——

我并非一开始就涉足电影行业啊。想当初，我是1954年成立的北京舞蹈学校的一名学员呢。这说来可就话长了，我们是在中央戏剧学院成长起来的。中央戏剧学院的前身之一是剧专，我的父亲曾是剧专的一名教师。戏剧专科学校于1935年10月创立于南京，后来，1939年4月迁至四川江安，直至1945年7月才迁离此地。

我名为安安，是为了纪念我的出生地江安。1939年，南京剧专迁移至江安，而我于1940年就诞生在这片土地上。可以说，没有江安就不会有我，没有江安的剧专，也就没有今日的我。自幼我便知晓，我的父亲蔡松龄是剧专的首届毕业生，毕业后留校任教。我明白，曹禺先生乃是我父亲的老师，黄佐临、凌子风等先生则是我父亲的同事，像谢晋、陈怀皑等又是我父亲的学生，他们可谓是中国表演界的第一代前辈啊。后来，曹禺先生在我就读中央戏剧学院之时担任校长，而在我于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工作之际，他又成为院长。

黄佐临先生不仅是指导我完成戏剧学院毕业剧目的导师，还是1949年我们父子三人首次登上银幕之作《錶》的导演。谢晋和凌子风导演呢，在电影《鸡毛信》《李四光》的拍摄过程中，与我结下了深厚的缘分。

新中国成立之后，剧专与延安的鲁迅艺术学院以及华北大学三校合并，组建成为中央戏剧学院。我于1959年进入这所学院研习话剧表演专业，自此踏上工作岗位。像我这般受剧专师生恩泽，进而终身受其影响于所从事之事业者，又岂止我一人呢？

那些曾于江安剧专执教与求学的艺术家们，在来到江安之前，本就活跃于中华大地之上。自江安出发之后，他们的足迹遍布大江南北，甚至远涉重洋，影响着一代又一代投身于戏剧、影视等艺术领域的文化工作者。

江安位于长江上游，靠近重庆。当年，剧专在南京沦陷之后，溯长江而上，本打算迁至宜宾。然而，行至江安，只见一片竹海，竹林葱郁，景色绝美，那正是张艺谋拍摄《英雄》之处。于是便决定留在江安。剧专在江安一驻便是近七年之久，学校于1939年抵达江安，我的母亲张惠桢是一名教师，1940年她在江安生下了我，故而将我的名字取为安安。

我的干爸周有光为江苏常州人，干妈是张允和。我出生之时，母亲难产，当时既无医院，仅有一位接生婆，情况十分危急。我出生时先出来一条腿，接生婆一时不知所措。于是众人赶忙去找正在家中用餐的张允和老师。听闻情况紧急，张老师二话不说，放下碗筷就赶来。

看到这般情形，张老师镇定自若，对接生婆说道：“我来指导你。”后来我们去探望干爸干妈时，张允和老师回忆起当时的场景，她讲道：“我让接生婆把先出来的腿轻柔地怼回去，再将两只脚一起慢慢往外拿，绝不能硬拽一只脚。要缓缓地，一点一点把两只脚拽出来，先把这只伸出来的脚推回去，然后再小心翼翼地往外拽。快到婴儿脖子的时候，我就和接生婆一同把手伸进去，伸到婴儿嘴里，就这样，一个白白胖胖的小子顺利诞生了。”

有一本名为《合肥四姐妹》的书，书中的张允和与张兆和是姐妹关系，张兆和乃是沈从文的夫人。张允和在昆曲研究领域堪称大家。承蒙她的推荐，1979年我出演了昆曲《夜奔》，在《昆曲日记》里，我的《夜奔》被誉为全国第一。1989年移居澳门之后，将昆曲带到了澳门。1996年，受文化部领导高占祥点名，我在全国文代会晚会上代表澳门演出了《夜奔》；1999年澳门回归之际，我与浙江京昆剧院合作，在澳门演出了《牡丹亭·惊梦》和《连环计·小宴》。2020年，澳门成立粤港澳大湾区中华戏曲协会，我被推选为主席，同年，与中国剧协联合举办了粤港澳大湾区中国戏曲文化节。这些成果，冥冥之中都与张允和老师以及昆曲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宛如一段段命运交织的佳话。

再来说剧专，那可是当时国民政府在艺术表演领域的最高学府。抗战期间，它迁至四川江安办学，抗战胜利之后，又随着政府回迁南京。到了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夕，剧专里一部分人去台；而另一部分左派学生，则在刘沪生以及我父亲蔡松龄的带领下来到了中央戏剧学院。所以说，中央戏剧学院是由剧专、延安鲁艺以及当时的华北大学三部分融合而成的。我的父亲，算得上是中央戏剧学院的创建者之一，并且担任了学院的第一任教研室主任。

我自幼便在中央戏剧学院生活，那时，全国众多优秀的艺术家都汇聚于此。这里不仅仅有话剧方面的人才，歌剧、舞蹈方面同样人才济济。后来，从这个团体里陆续分出去了中央歌舞团、中国歌剧舞剧院、中国管弦乐乐团以及舞蹈学校等，最终中央戏剧学院保留的是话剧表演专业。

提到中央戏剧学院的那些老师，其中有筹建舞蹈学校的老师，他们是在中戏接受了五年的培养。他们认识我，见我当时刚上初一，而他们正好招收初一的学生，我当时心里着实动了念，也觉得颇为新奇，于是在1955年就进入了舞蹈学校。我在舞蹈学校学习了将近五年的时间，而且我还是中国首部民族舞剧的男主角，像著名舞蹈家陈爱莲，便是我的同学。

后来为了排练，我们前往刘胡兰的家乡深入体验生活。谁料我突发阑尾炎穿孔，由于手术延误，当时年仅18岁的我险些丧命。短短十几天内，我接连经历了三次大型手术。那个地方医疗条件有限，还向舞蹈学校发出了病危通知，校长、教务主任和我的父亲都赶到了现场。最终切除了两尺长的小肠，我才得以保住性命。因为这个缘故，我从舞蹈学校转至中央戏剧学院，当时中戏已经开学，却为我一人专门开设了一次考场。

所以有人会疑惑我蔡安安为何会功夫，其实我的功夫都是在舞蹈学校练就的。就像《夜奔》这出武功戏，全程由一人表演。中国京剧院的李光观看我参加全国京剧比赛后，便邀我一同出演《安天会》中的猴戏。我表示自己未曾演过猴戏，他却说有《夜奔》的功底就够了，足见《夜奔》在专业人士心中的地位之高。至于戏曲表演，自从我到了澳门之后就再也没有涉足了。

说到电影表演，我早在1949年就开始涉足了。有一部电影，一半是在新中国成立前拍摄，另一半则是在解放后完成的，这部电影便是黄佐临导演的《表》。黄佐临导演属于中国电影第二代导演，在这部影片里，我们父子三人都是首次登上银幕。在《表》中，我的弟弟饰演上海话所说的那种小瘪三之类的角色，我的父亲扮演儿童教养院的院长，而我则饰演儿童教养院学生甲乙丙丁中的丁哥。这部影片在1949年与《三毛流浪记》一同在国内上映，之后才是《鸡毛信》。副导演谢晋也是黄佐临的学生，经黄佐临推荐，当时蔡元元11岁，我12岁，最后确定由蔡元元饰演海娃，我饰演儿童团长。我们全程参与这部剧的拍摄长达一年多，从中确实学到了不少东西。拍摄一部电影原来需要辗转这么多地方，开始在北京，下雪后便转至湖南衡山，内景则都是在上海拍摄的。

拍完《鸡毛信》后的两三年，我已经进入舞蹈学校，又被选中与白杨共同出演《祝福》，白杨饰演祥林嫂，我扮演她的小叔子，剧情是要把白杨卖掉来给我娶媳妇。这是1956年的事情，当时我15岁。这部影片是中国第一部彩色故事片，上映后非常火爆。当时在全国选拔饰演祥林嫂的演员，我有幸与三位饰演者合作过，其中包括上官云珠这样颇有名气的演员。

在中央戏剧学院毕业时，我的毕业剧目是由陆游词改编的《钗头凤》，演出时被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副院长夏淳看中，于是我毕业后就被分配到北京人艺，在那里一干就是20年。算起来，我在舞蹈学校和戏剧学院学习了8年，在北京人艺工作了20年。在此期间，我与电影的缘分断断续续从未间断，比如1965年公映的《烈火中永生》，这部影片中的名演员众多，像赵丹、于蓝、张平、项堃，我的父亲饰演华子良，我饰演华子良的儿子华为，在众多知名演员当中，我和饰演小萝卜头的方舒算是最不出名的了。

从1949年到改革开放的1979年，我断断续续参演了不少电影，比较晚些的像1979年电影《李四光》中李四光的学生等角色。不过，我的主要身份和工作一直是学生以及北京人艺的话剧演员，除了在《哈姆雷特》《陆游》这些经典话剧中担任男主角外，也参与演出了一些反映上山下乡等那个时代特色的剧目。

三、破茧成蝶的改革先锋

1976年，国家重新回到发展的正确轨道上来。1978年改革开放政策实施，全国上下精神振奋，积极开拓创业，改革的春风也吹进了文化艺术领域。从童星成长为人艺骨干的蔡安安，又成为电影领域改革的先锋人物。

《炎黄春秋》杂志在2016年发表了蔡安安的一篇文章——《我们的电影梦》，文中写道：

“我是中国大陆第一家民营电影公司的创办人。确切地说，应该是自20世纪50年代电影企业国有化之后，中国大陆第一家民营电影公司的创办人。如今，民营电影企业在中国已不足为奇。在港澳台从事电影制片与放映的企业向来是民营性质的；就连在中国大陆从事电影制片的民营公司数量众多，普通百姓都难以数清。

虽然当前中国大陆的民营电影制片公司数量不少，但是这条路并不好走。这不仅是因为中国大陆的体制改革依然任重道远，还因为我们这些从事电影行业的电影人或者说电影企业家自身存在问题。”

新中国成立后，电影业一向被认为与意识形态关联紧密，因而是控制最严的行业。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全行业从投资、制作到发行、放映都由国家控制。所有的影片，没有国家以外的出品人；制片机构一律称为制片厂（1984年之前没有一家电影制片公司），生产的所有影片全部交给国家，由国家专设的一条渠道实施发行和放映。而且，直至1994年，由国家指令收购影片的，全国仅有“中国电影放映发行公司”一家，别无分号。

改变这种体制，是我们电影人从争取首先能够取得投资电影的权力开始的。

我和我弟弟在20世纪60年代分别从中央戏剧学院和北京电影学院毕业，我弟弟被分配在长春电影制片厂工作，而我到了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做演员。应该说我们工作的单位都不错，刚开始工作时兴高采烈，不过工作了一段，就发现了问题：许多人的才艺得不到充分发挥，个人的积极性受到抑制。特别是电影制片厂，每年的产量不大，每部影片的生产周期较长，存在单片成本高、质量低的情况。

1979年，我被北京电影制片厂的凌子峰导演找去在影片《李四光》中饰演李四光的学生一角，使我对北影的情况有所了解。原来北影的72位导演里，有许多人没戏可拍，长年上不了片子的，大有人在。他们说孔夫子有“七十二贤人”，而他们是“七十二闲人”！

不久，报上介绍一位美国导演一生导了一百多部电影作品的消息，对我有不小震动。我从1949年还是个儿童演员时，就和黄佐临、石挥、谢晋、桑弧、水华、赵丹等优秀导演合作过，他们没有一个人的作品数量能和那位美国导演相比。而我们这些导演艺术水平并不比人家差。

一篇刘晓庆与栗原小卷会面的报道，更加发人深思。小卷问晓庆一年拍几部片子，回答说大约是两年拍三部或三年拍两部。晓庆反过来问小卷一年拍几部，小卷回答：一年拍十部。我想，我们电影家的人生价值以及对民族电影的贡献，诚然有引以自豪的地方，然而在才智发挥的效率方面，是不是受到原来体制上的束缚呢？

1979年，我国农村的改革开始了，紧接着工业界的改革也走上了轨道。1980年秋，上海《文汇报》刊登了一整版有关文艺界体制改革的讨论。10月的一天，《文汇报》一位记者到北京见到我们兄弟二人，她希望我们也参加这场讨论。我冲动地脱口说了句：“与其纸上谈兵，不如实际行动一下。”没想到这句话得到不少业内人士的拥护，经过一番酝酿，我提出了一个创办民营电影公司的倡议。大家都觉得很好。但是这个建议向哪里提出呢？无疑，这样的事情只有中央领导才能决定。但给中央领导写信，人家会理睬你吗？这似乎有些异想天开。

这时，我想起了胡耀邦，因为我以前见过他。那还是他当团中央领导的时候，我只是个十几岁的学生。那是在中山公园里的中山纪念堂前的广场，他给我们一群国内外的青少年讲话。他没有稿子，讲得非常投入，热情洋溢。在我印象中，很少见过这么有激情的领导人。所以在疑虑“人家理睬吗”的时候，我们兄弟俩首先想到的是：这位领导人有可能！我们决定直接给他写信。

信是1980年10月20日写的。其中谈了当前电影界所存在的问题，列举了北影厂72位导演的情况，特别以凌子峰导演为例，说他于1959年曾拍摄了向建国十周年献礼的《红旗谱》（我父亲蔡松龄在片中饰演严志和一角），至1979年，就只导演过《海霞》和《李四光》了。我们说，凌子峰这样优秀的导演，这20年只拍了两部片子，就算其中有10年文化革命，那还有10年呢？我们还以刘晓庆和栗原小卷对话为例，说明电影制片业在体制上存在问题。最后我们提出建议：创建一个“不用国家一分钱，自筹资金，自主经营，独立核算，向国家纳税，自负盈亏的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的民营电影公司”。

这封信是由我一个搞作曲的朋友，找到胡德平转递的。德平当即看了这封信，认为这是一个有关文化体制改革的建议，他立即送给了他父亲。

没有想到，他父亲在10月22日就认真阅读了此信，并给予了热情的批示。

1980年10月下旬的一天，我接到当时文化部电影局文艺处处长杨芗的电话，她说：“安安，你们给领导写的信，已经批示了！”她在电话中就给我讲了大概的内容。没过两天我们兄弟便被电影局叫去，由局领导正式向我们传达批示。

这次传达挺隆重，电影局的局长、副局长以及七八位各个处的领导都出席了，会议室共有十几个人。批示由陈播局长亲自传达。至今我仍然几乎一字不落地记得批示的全部内容——

穆之、敬之、陈播：

这是一个新挑战！请你们研究一下，能否试办一两个？如果成功，不是促进了我们在这方面的竞争吗？为什么在这方面不可以竞争一下？！

这时我们才知道，批示是写给当时的主管宣传的副部长朱穆之，以及负责文艺局的局长贺敬之和电影局局长陈播的。此信一下子就批给了部里的三层领导，说明他是真想推进这件事的。

接着，各位副局长及处长们作了发言。大家都表示拥护领导的批示，认为这是一件于电影业体制改革有意义的事情。一位1949年就在电影界工作的副局长向我们介绍了1949年前上海私营电影公司的情况；制片处处长胡启明特别谈到应该给我们以具体的支持，说办这样的民营电影公司，无异于一个中型企业，不仅需要不小的财力，还应该具备经营能力的人才，而这两方面是蔡氏兄弟所缺乏的。可惜，他的意见很快就被人反驳了，而且道理十分充分，就是领导着国家大电影厂的电影局，怎么能在财力和人力上支持一个私人的公司呢？此人水平不低，果然，他的话很快就成为以后电影局不能给我们任何支持的现实！

不过，当天大家还是很热情的。最后局长决定，我们今后每个星期都向电影局汇报情况，并具体指定让我们跟规划处处长联系。

电影局传达批示之后，我们虽然很兴奋，却从没有主动向任何人散布。但是消息不胫而走，而且传播的速度出人意料。很快就许多人都知道了，纷纷来找我们，特别是新闻记者，蜂拥而至，我家一时宾客盈门。《人民日报》《北京日报》《光明日报》等各大报，还有新华社、中新社、《参考消息》等都来了。而我们只谈电影局向我们传达领导人批示的大概意思，都不敢传达原文，还一再叮嘱：先不要报道，此事应由上面向社会发布。

可是我们再怎么小心翼翼，还是防不胜防。一位北京晚报的年轻记者采访完，第二天《北京晚报》就抢先全国第一个在头版把消息捅了出去！标题是《我国首家集体所有制电影公司在京创办》。这一下就在全国炸开了锅。于是，全国各地的报纸都跟着见报了。后来听说，“美国之音”也播出了。

一石激起千层浪，信件从全国各地像雪片一样地飞来。大多数写信人不知道我们的地址，信都是从各报社转过来的。来访、来信者都真诚地表示对我们的支持，甚至还有不少人给我们送钱。因为他们看到报道上写有“不要国家一分钱，自筹资金”的话，他们料想我们没钱，就自己送钱来了。这些热心人不是投资，当时中国大多数人还没有投资的观念，都是无偿赠送！少则几十元，多则几百元、上千元。要知道，那个时候还没什么大老板，也少有企业家，给我们钱的，都是每月仅有几十元的普通工薪者，甚至还有仍在上学的孩子。

有两笔赠款，让我终生难忘。一次是来了姐弟俩，每人送我们一千元。在35年前，这笔钱无异于现在的几万甚至十几万元！而且他们的工资不会比我高，顶多也就百元左右；还有一次，是从西南一个边远的城市，一个小学生寄来5元钱，说是他父母给的一个月的零花钱，都给我们了！

事实表明，批示支持的这一改革尝试，是有着深厚群众基础的。彼时，目光从高层领导干部汇聚而来，也从平民百姓那里投注过来；目光来自文艺界，也来自各行各业；既有学者、教授、专家等高级知识分子的关注，也有工人和普通市民的凝视，众人纷纷将目光投向了“电影也可以民营”这一理念。

在文艺界，这种反响尤为强烈。一位中国画院的老画家，特意送来一幅《奔马》图以表支持；未曾谋面的大画家李苦禅先生，也派家人前来转达支持之意。更为重要的是，不少文艺界乃至新闻界人士开始有所行动了。著名京剧艺术家赵燕侠欲自主创办民营剧团；杂技界也有了创办民营杂技团的想法；新闻界甚至出现了要求创办民营报刊之人。电影局后来告知，他们又收到了诸多要求创办民营电影公司的申请信件。

或许是我们这件事所引发的连锁反应太过强烈，然而更关键的或许是当时特定的政治环境因素。总之，指示试办一两家民营电影公司的构想，在当时未能成为现实。

电影局在传达批示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未曾有任何具体的支持行动。其理由是不知我们这种合作社式的公司应当向哪个部门提出申请。到了1980年底之后，听闻中宣部即将颁布“文艺八条”，其中特别提及不能兴办民营报刊；紧接着便开展了“反精神污染”“反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运动。有些基层领导甚至将兴办民营电影公司也视作“自由化”的表现之一。事已至此，我们公司面临难产的命运便不可避免了。

如今回首往昔，35年前我们创办民营电影公司的建议之所以让一些高层领导干部顾虑重重，或许是陷入了“姓社姓资”的争论漩涡之中。在我国内地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似乎只认知两种体制：官办与私营。前者被视为“全民所有制”，后者则为私人所有。于是，很多人都认为凡是官办的、国营的，便具备“社会主义”性质，而民营的则属于“资本主义”性质。直至十三大的政治报告中才明确指出：“全民所有，并不意味着全民经营。”该报告进一步明确“所有”与“经营”分属两个不同范畴，并提出由政府部门任命官员管理的国营体制并非唯一良策。

很多人都未曾留意我们上书中央的信件中，着重强调了要创办一个“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的公司这一表述。实际上，不只是我们兄弟二人，还有一些中青年朋友，着实是想要探索出一条“集体所有制”的道路。

我虽未曾研习过政治经济学，但一直对我国曾经出现过的农业初级合作社念念不忘。在我看来，后来所有农业合作社骤然变为“政社合一”的高级社，实则是走了弯路。我们向领导人建议的体制改革参照对象，其实就是20世纪50年代的初级合作社。我们所设想的，便是寻觅几位志同道合之人，开办一家同仁性质的“集体所有制”公司。在当时我国的大环境下，这或许有些“乌托邦”色彩。

为此，我专门拜会了孙冶方和薛暮桥两位经济专家，向他们请教。尽管二人的经济学观点存在差异，但对于我提出的创建“自筹资金、自主经营、独立核算、向国家纳税、自负盈亏”的集体所有制公司这一设想，却都不约而同地表示赞同。

批示，宛如熠熠星光，照亮我们前行的道路，支撑着我们不断奋勇向前。

我们申办民营电影公司之举，虽有着年轻人特有的冲劲，但绝非莽撞的、未经深思熟虑的一时冲动。1980年，批示给予我们支持的那一刻，我仿若置身于一片温暖而充满力量的海洋之中，真切地感受到当时社会各阶层那如同澎湃浪潮般由衷拥护的热情。也正因如此，即便前方阻力重重，仿若荆棘密布的险途，我们依然怀着对梦想的痴心与执着，在这条布满坎坷的道路上坚定地砥砺前行。

如下这张看似简单的时间表，实则犹如我国电影界体制改革道路上的一个生动缩影——

1983年初，在深圳市委的支持下，我毅然踏上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深圳特区这片充满希望与活力的土地，继续探寻创办民营电影公司的路径。然而，事与愿违，民营公司的创办未能如愿。但应深圳市政府之邀，我投身于深圳电视台的筹建工作，为特区的文化建设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1984年，我和兄弟来到珠海这片充满机遇的土地。我们先是与珠海市委宣传部、珠江电影制片厂以及香港中业有限公司携手合作，共同创立了珠海首家中外合资的文化企业——“时代艺术中心”。皇天不负有心人，1985年2月5日，全国首家民营电影公司“珠海特区影视文化中心”终于应运而生。

珠海特区影视文化中心往昔为集体所有制企业，其主管部门乃是华艺音像实业有限公司，而该公司隶属总政的联络部。2000年6月22日，珠海市国有资产经营管理局依据珠国经权〔2000〕64号《关于特区影视文化中心产权界定的意见》实施企业改制，中心由此更名为“珠海经济特区影视文化中心有限公司”，企业性质亦转变为有限责任公司。直至今日，在蔡安安的引领之下，这家公司依旧积极投身于众多影视创作工作之中。

回首往昔岁月，1980年，蔡安安向中央阐述了创办民营电影公司的构想。1981年，他投身于中国电视剧艺术委员会（即中国电视剧制作中心）的筹建工作。1983年，受深圳市委之邀，蔡安安参与创建深圳电视台，此一壮举填补了深圳市电视制作领域的空白。1985年，蔡安安更是奋勇当先，创立了中国内地首家民营电影制片公司——“珠海经济特区影视文化中心有限公司”，进而填补了珠海市影视制作方面的空白。影视中心创立的当年，便摄制出珠海有史以来第一部电视片《南海明珠》。这部作品备受当时广电部总编室赞誉，被赞为集思想性、艺术性与可视性于一体的佳作，且在中央电视台面向全国播映。1986年，珠海电视台成立之时，采用影视中心的这部作品参与全国城市电视台首次评选活动，荣膺“金牛奖”。自此之后，影视中心独立或与他人合作拍摄了众多电视剧片，如《啼笑姻缘》《阿牛的婚事》《绿色之歌》《海南、解缆扬帆》等，以及电影纪录片《中国最大的经济特区海南省的诞生》。

四、濠江电影的拓荒者

珠海影视中心成立之后，虽摄制了诸多电视作品，然而受政策所限，始终无法涉足电影制作，这一状况着实令蔡安安等人焦急不已。在有关方面的助力下，蔡安安兄弟于1988年移民澳门，开启了珠澳双城协同发展、珠澳一体化的运营模式。

1989年，影视中心与蔡氏兄弟影业有限公司携手合作，打造出首部以澳门名义出品的故事影片——《夜盗珍妃墓》。该影片在国内发行了302个拷贝，发行量在当年名列前茅。

1995年，蔡安安担任出品人的电影《大辫子的诱惑》问世，此片乃是首部反映澳门本土文化的影片。这部影片斩获颇丰，荣获中国第十九届百花奖（最佳合拍片奖）、上海影评人奖、北京大学生电影节最佳女主角奖，还获得葡萄牙第二十五届费格拉达福兹国际电影节组委会与评审团评定的“特别大奖”以及美国费城国际电影节荣誉奖。

2009年，电影《还有一星期》被搬上荧幕，此片荣获美国洛杉矶国际家庭电影节外语片“最佳喜剧片奖”，以及洛杉矶中美电影节的“华语电影推动奖”。

2017年，蔡安安创作的电影剧本《陈芳传奇》被广东省推荐纳入国家“中国当代文学艺术创作工程重点项目库”。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电影剧本规划策划中心与影视中心签订《电影剧本孵化计划项目资助协议》，珠海市委宣传部通过政府采购方式对电影《陈芳传奇》剧本进行采购。广电总局的评委会曾与蔡安安进行谈话，指出《陈芳传奇》堪称“百年难遇的好题材”，这部影片不应仓促开拍，而应肩负起中华文化走向世界的历史使命。“中美关系，希望在人民，基础在民间”，陈芳曾被美国评为“影响美国历史的人物”，他和十二个女儿的故事已被百老汇搬上音乐剧舞台，因此，此片具备打入美国主流院线的条件。广东省委宣传部也曾强调，该剧本是广东省近年来唯一被推荐进入国家“创作工程重点项目库”的剧本，对这一项目寄予了深切厚望。当下，在有关部门的协助下，正在寻觅与挑选美国的合作方，以确保此片顺利进军美国文化市场。

蔡安安现任中国电影家协会理事、中国戏剧家协会会员、澳门电影协会会长、广东省电影行业协会名誉会长、粤港澳大湾区中华戏曲协会主席、澳门全国人大代表选举会议成员。他曾担任澳门文化产业委员会委员，以及北京师范大学珠海分校文化艺术学院、影视学院的副院长。三十余年来，在蔡安安的引领下，借助两地政策的支持实现一体化发展，填补了珠澳两地电影制片业以及深圳影视业的空白，摄制了众多优秀作品，至今仍是珠澳两地电影产业的标杆。蔡安安作为珠澳地区唯一进入中国电影家协会理事会的理事，目前仍然承担着具有重要政治意义的电影文化创作项目。

五、情牵珠澳，心系大湾区

蔡安安扎根澳门，积极开拓澳门电影领域，他对澳门怀着深深的眷恋之情，对于澳门文化产业的发展，也有着独到而深邃的见解。2021年7月7日，蔡安安在《澳门日报》发表了署名文章《文化经济——澳门必走之路》。

任何地区的发展，都需紧密结合自身的实际状况，考量已具备以及可能具备的条件。澳门由半岛和离岛组成，往昔面积不过十几平方公里，如今虽有所扩充，也尚不到三十三平方公里，地域狭小。然而，其战略意义在中国众多城市中却无可替代。

澳门的发展，必须兼顾本地区与周边地区乃至国家发展之间的关系，同时也要洞察世界发展的局势与走向。在当今时代，任何地区的发展都离不开与周边地区乃至世界的互动、交流与合作，更无法脱离本国的发展大局。

中央多次提及“当前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自是蕴含深意。尽管我们难以预见未来变局的具体情形，但却能察觉到当下世界普遍存在的一个重大问题，那就是文化与经济发展的失衡！在笔者看来，世间一切人为的灾祸，皆源于文化与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因此，无论世界未来如何发展演变，都必须着力于推动文化与经济的平衡发展。

“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一个丧失灵魂的社会，恐怕是任何人都不愿目睹的。

澳门应如何依据自身实际谋求发展呢？澳门资源匮乏，缺乏第一产业、第二产业资源，这是众人皆知的事实。不过，澳门有两大优势：其一，博彩业位居世界之首；其二，文化底蕴深厚，近代孕育出了孙中山等一代伟人。基于此，国家和澳门很早便确定澳门应重点发展旅游业，将其定位为“世界旅游休闲中心”。

但有一个问题一直鲜为人关注，那就是旅游的内涵。澳门究竟要让游客游览什么？观赏什么？游玩什么？博彩业独大的局面在澳门已存续一个多世纪，难道我们要一直让游客前来赌博吗？即便美国拉斯维加斯的博彩业也已发生巨大变革，安德森先生曾向笔者介绍过威尼斯人的转型，他们大力拓展延伸产业链，博彩业收入如今仅占30%。

澳门的博彩业虽然也在努力延伸产业链，然而由于演艺等内容产品的水平欠佳，基本尚未改变原有的格局。

国家一直对澳门高度关注。早在二十年前的第十个五年计划中，就对澳门提出了“经济适度多元化发展”的要求。但二十年来，这一问题的解决进程极为缓慢，收效甚微。原因何在？究其根源，是我们一直未能明确博彩业之外的产业究竟是什么。为何难以找到主要的产业发展方向呢？主要是未能从澳门的实际出发，对澳门的实际情况缺乏深入的认识，往往是社会上流行什么话题就跟风叫嚷什么。例如，社会上出现发展“科技”的呼声时，不少人便声称澳门要打造科技中心；当“金融”成为时髦话题时，又有人鼓吹发展金融中心。

诚然，我们必须重视科技与金融的发展，毕竟在当今时代，做任何事情都离不开科技与金融。但这二者只是发展事业的手段。科技，究竟是何种内容的科技？并非建造一座科技大厦就意味着发展科技了。金融，更是必须服务于实体经济和民生的手段。我们无需也不可能与香港竞争构建金融中心。未来在科技方面对社会所能发挥的作用，鉴于澳门第一、二产业的薄弱，也难以与深圳相媲美。

澳门实则拥有自身的优势，那便是文化的积淀！澳门不仅传承了数百年的香山文化，更有着五百年东西方文化交融的沉淀。澳门最应发展的方向，便是“文化”！

早在1999年6月的“二十一世纪港澳经济发展研讨会”上，香港前任特首的顾问叶国华就提议，澳门应在“文化”上做文章。但他的建议非但未引起澳门人的重视，反而当场被批评为“离题”。笔者虽当场为叶先生辩解，称“文化是文化，经济是经济的时代已经过去”，但人微言轻，未能起到什么作用。

澳门回归之后，于2001年7月，蔡安安曾上书特首何厚铧，提议发展文化产业。彼时，时任社会文化司司长的崔世安接见了笔者，他表示笔者的建议颇具价值，然而澳门匮乏实施此项建议的人才。直至2010年，澳门特区政府才陆续设立了文化产业委员会与文化产业基金，即便如此，澳门文化产业的发展依旧步伐迟缓。

终于，在2019年2月，国家颁布《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明确指示澳门要“打造以中华文化为主流、多元文化共存的交流合作基地”。如此清晰地对澳门提出要大力发展文化，要通过打造文化基地来实现“建设世界旅游休闲中心”以及“促进经济适度多元发展”的要求，这在以往是从未有过的，无疑是国家赋予澳门的历史使命。贺一诚在当年参选政纲中亦大篇幅地强调“打造文化基地”这一要点。令人遗憾的是，澳门众多人士对此理解尚浅。现实的情况是，在文化与文化产业的发展进程中，做表面文章者居多，踏实做事之人较少。其根源在于，许多人依旧秉持着1999年批评叶国华时的观点，认为文化与经济毫无关联，民间亦有俗语云：“文化不能当饭吃。”

人类的需求，乃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杠杆。早有西方学者指出，人类的需求是由低级向高级、从物质向精神逐步发展的。应当看到，当今社会发展呈现出两种趋向。其一，重视经济发展却忽视文化发展，缺乏发展文化的自觉意识；其二，社会需求发生变化，在诸多发达国家，人们的需求已愈发不限于物质层面。尽管中国仍为发展中国家，但我们已基本消除贫困，广大民众对精神层面的需求也日益强烈。

早在20世纪70年代，原本以发展重工业为主的日本遭遇经济危机，遂苦苦探寻出路。金融学家日下公人认为，必须“即刻采用新的产业结构发展模式，即一种以最终需要产业为主的新模式”。他剖析“文化是人类的必需品”，进而断定“文化能够产生高额利润”，因此“文化产业”是“最终需要产业”之中最具发展潜力的产业之一。他断言：“这种产业结构重心的转移，是各国经济发展进程中堪称‘历史规律’的必然历程。”“21世纪的经济学将由文化与文化产业两部分构成。”“文化必将成为经济进步的崭新形象。”

日下公人的文化经济新理论，被日本前首相竹下登所采纳，日本首次提出要建设成为“文化经济国家”，从而踏上了一条新的经济发展道路。美国学者J.K.路易斯预言：“日本的经济思想将使世界发生又一次变革！”至此，一个崭新的词汇应运而生，那便是“文化经济”！世界已然切实步入“文化经济”时代。

我国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才萌生文化产业理念，到“十一五”“十二五”规划时便已提出发展文化产业的战略任务，至2016年初更是明确提出：“要大力发展文化产业，将文化产业发展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此时，澳门制定的首个五年计划宣称：“澳门的文化产业尚处于萌芽阶段。”

作为一个有着深厚文化底蕴且孕育出孙中山这般伟人的地方，澳门的文化产业难道真的如此落后吗？

实际上，澳门可以说是我国最早开展文化产业实践的地区。因为博彩业，实则就是文化产业！娱乐业，若不是文化产业又是什么呢？只是由于赌博会助长人的投机心理，对好赌之人确实存在负面影响，所以澳门的文化人士从不将其纳入文化行业范畴，而研究文化产业的专家们则将其归为心理文化类别。

不得不承认，澳门早就存在文化产业，只是从业者缺乏自觉意识，从而陷入盲目性。更为关键的是，由于博彩业的运营者主要着眼于经济利益，一心只想赚取快钱，对文化内涵是文化产业的灵魂这一要点缺乏认知，长期未曾在优化内容方面下功夫。这使得全世界对博彩业都存在极大的争议。但不管怎样，澳门的文化底蕴以及早已存在文化产业的事实，是不容置疑的。博彩业未来的发展方向，唯有走以内容为核心发展文化的道路。

再着眼于国家发展的宏观格局，我国领导人早已提出构建宏伟规划。近期，又着重强调要“加强国际传播”。澳门所处的地理位置，恰为海上丝绸之路的关键节点。如此一来，澳门对于祖国以及整个中华民族所应承担的历史使命便清晰明了。我们对国家下达的“打造文化基地”这一指令，必然要有更为深刻地理解了。

就产业多元发展文化而言，令人深为感慨的是，国家不但指示澳门要打造文化基地，而且告知我们要通过与周边地区乃至海内外展开“交流合作”的方式来达成这一目标。不仅如此，国家还明确做出将整个横琴新区用以配合澳门发展的具体决策。近期，领导人明确指出：“建设横琴新区的初衷便是为澳门产业多元发展创造条件。”澳门需要特别关注“产业”这一概念。在蔡安安看来，这表明在商业社会中，必须借助文化产业化的途径来发展文化。

如今，“文创”成为一个流行的名词，有人常常将其与“文创产业”混为一谈。实际上，文化和创意自人类诞生以来便已存在，而“文化创意产业”（或者说“文化产业”）则属于新生事物，二者不可混同。产业是经济发展的手段，我们身处于商品经济社会，要发展文化，同样必须运用商品经济发展的手段，于是文化创意产业便顺势而生，我们必须踏上文化经济的发展道路。

蔡安安想要着重指出的是，作为文化创意产业，最为精妙的创意在于能够巧妙地整合各类不同资源；文化是其内涵所在，是灵魂核心。澳门回归祖国之后，在经济方面确实取得了巨大的发展，然而在文化提升方面，仍然是任重而道远。我们不得不看到赚快钱的投机心理对社会产生的潜移默化的影响，也不得不重视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的影响。因此，以内容为核心，提升文化内涵，发展文化产业，走文化经济的道路，这不仅是为了国家的发展大局，也是造福澳门民众的光明大道。

蔡安安的观点也赢得了众多文化界人士的赞誉。原国家电影局副局长、中影集团首任董事长杨步亭评价道：“站位高远，论点鲜明，论据确凿有力。”香港电影导演协会永远名誉会长吴思远表示：“见解独到深刻！”横琴新区金融和财政局池腾辉局长称：“期待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能够为澳门文化产业的发展提供宝贵的机遇。”文化部原文化产业司王永章司长说道：“蔡老，文章写得很好，读完深有感触。总体的感觉是，这些年澳门在文化产业方面缺乏深入的探究，缺少长远的规划，没有专门的主管机构，口号喊得多而实际落地的少，务虚的多务实的少，从而错失了诸多发展良机。如今应当抓住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机遇，好好深入研究，将文化产业切实作为推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的重要举措，落到实处，取得成效。澳门正需要积极推动和实践文化产业发展的人士。”多次荣获金鸡、百花奖的演员丁嘉丽说：“文章如同社论一般，深邃高远，实在是太棒了！向恩师致敬！”澳门政策研究和区域发展局张作文局长评价：“极具深度，凝聚了一生的经验，相信会引发人们的深入思考。”广东文史馆员、老作家朱崇山认为：“点出了澳门发展的关键问题，指明了发展的方向。”

六、从文化走出去的探索与贡献

在澳门的文化版图中，蔡安安是一位不可忽视的电影人。他的电影之路，犹如一盏明灯，在澳门文化与世界文化的交流融合进程中，闪耀着独特的光辉，也深刻地诠释了文化与文化产品走出去这一遵循客观规律的宏大命题。

蔡安安的电影事业起步于对电影艺术的热爱与执着。澳门这片土地，独特的多元文化交融的背景为他的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与灵感源泉。他深知，澳门文化有着独特的魅力，从古老的葡式建筑到传统的岭南文化元素，从独特的美食文化到包容的宗教信仰，这些都是澳门文化的瑰宝。而电影，作为一种强大的文化传播媒介，有着将澳门文化推向世界舞台的巨大潜力。

文化走出去，首先要尊重文化传播的规律。蔡安安在创作电影时，注重挖掘澳门文化的内核。他的作品没有停留在表面的风光展示，而是深入到澳门人的生活、情感和价值观中。比如，他可能会展现一个普通澳门家庭在时代变迁中的坚守与适应，通过家庭这个小单元反映出澳门社会的大变迁，以及背后蕴含的文化传承与交融。这种以小见大的手法，符合观众接受文化的心理规律。人们总是更容易从具体的人物和故事中感受到一种陌生文化的魅力，进而产生了解和探索的欲望。

蔡安安在推动澳门电影走出去的过程中，也积极遵循市场规律。他意识到，电影作为一种文化产品，需要在商业市场中找到自己的立足之地。这就意味着要考虑不同地区观众的喜好、国际电影市场的流行趋势等因素。他积极寻求与国际电影制作团队的合作，借鉴国际先进的电影制作技术和营销模式。通过这种合作，不仅提升了澳门电影的制作水平，也使得澳门电影能够更好地融入国际电影市场的体系之中。

从蔡安安的电影实践来看，文化走出去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他的电影在国际电影节上的展映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起初，澳门电影在国际上的知名度较低，很难获得关注。但蔡安安凭借着对电影品质的执着追求，不断打磨作品，从剧本创作到拍摄制作，每一个环节都精益求精，获得了专业影评人和观众的认可。随着口碑的积累，澳门电影开始在更大的国际舞台上受到关注，这一过程是符合文化产品被接受的客观规律的。

此外，蔡安安还重视文化交流中的互动性。他的电影不仅仅是将澳门文化单方面输出，而是在作品中融入了对不同文化的思考与对话。在他的电影里，我们可以看到澳门文化与其他文化的碰撞与融合，这种多元文化的互动吸引了更多国际观众的目光。观众在欣赏电影的过程中，既能感受到澳门文化的独特之处，又能找到与自己本土文化的共鸣点，从而促进了文化的交流与传播。

蔡安安作为澳门电影人的代表，以他的电影事业生动地展现了文化与文化产品走出去所遵循的客观规律。他在挖掘澳门文化内涵、遵循市场规律、循序渐进推广以及促进文化互动等方面的努力，为澳门文化走向世界提供了宝贵的经验，也为其他地区的文化传播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在未来，相信会有更多像蔡安安这样的文化使者，推动着各自本土文化在世界文化的大舞台上绽放光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