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年0版税！知名歌手回应与前公司纠纷

摘要：刷到邓紫棋聊起《I AM GLORIA》重新录制背后的版权故事时，忽然意识到：那些我们随口哼唱的旋律、为某句歌词停留的瞬间，原来都藏着创作者无数隐形的“权利密码”。今天不妨从她的经历出发，聊聊常被混淆却至关重要的两个概念——版权与版税，以及它们如何守护每个创作

刷到邓紫棋聊起《I AM GLORIA》重新录制背后的版权故事时，忽然意识到：那些我们随口哼唱的旋律、为某句歌词停留的瞬间，原来都藏着创作者无数隐形的“权利密码”。今天不妨从她的经历出发，聊聊常被混淆却至关重要的两个概念——版权与版税，以及它们如何守护每个创作者的创作底气。

首先要明确：版权（著作权）与版税，是两个不同的概念。简单来说，版权是“所有权”，版税是“收益权”。

邓紫棋曾用“孩子的抚养权”作比——她的“音乐作品著作权”，就像对亲手创作的歌曲的“抚养权”：这首歌能否被改编、以何种形式使用、由谁来传播，理论上该由她主导。但早年与前公司合作时，这部分“抚养权”并未完全掌握在她手中，即便歌是她写的，使用权限却可能被限制。

而“录音制作者权”，更像是这首歌的“出生证明”。它保护的是“将词曲转化为具体录音制品”的过程，比如邓紫棋当年在录音棚里录制的原始版本。这一权利同样需要被尊重，因为它承载着创作者对作品呈现方式的具体表达。两种权利，一个守护“创作本身”，一个守护“创作载体”，各自对应不同的版税规则。

所谓版税，是创作者将作品授权他人使用时应得的“权益回报”。比如一首歌被翻唱、制成彩铃或收录进专辑贩卖，使用者需按约定向创作者支付相应费用。但对邓紫棋而言，若“抚养权”不在手，连“能否使用自己写的歌”都可能受限，更遑论获得版税收益。

好在法律为创作者保留了“兜底空间”。邓紫棋提到，2023年7月，随着熟悉大陆版权法的专家加入团队，一个关键条款被“激活”——《著作权法》第四十二条第二款规定：若一首音乐作品已被合法录制成录音制品发行，且首次录制或发行时未明确“禁止他人重录”，创作者（包括原著作权人）可通过“法定许可”制度，在支付法定报酬后重录该作品，无需再获原权利人许可。这一条款的设计，本质是为了避免音乐作品著作权的过度垄断，为创作者与公众间的流通留出通道。

但重录只是第一步。要让新版歌曲合法上架全球平台、公开播放，还需解决“传播权”问题。而邓紫棋14岁时加入的CASH协会（香港作曲及作词家协会），意外成了关键助力——加入协会时，她已将歌曲的“公开表演、广播、网络传播”等权利委托协会管理。更关键的是，她与前公司的合约明确：这些权利不属于公司。这意味着，无论著作权归属如何，她始终握有“让歌曲被世界听见”的主动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