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我在社交平台上看到一张照片，心情真的可以用百感交集来形容。照片上是邵氏影城的主要建筑，建筑外墙像一个老去的巨星剥脱了妆容。如果邵逸夫先生看到了，怕也会像西洋人形容的那样，"在坟中翻个身"吧。
邵氏片场
我在社交平台上看到一张照片，心情真的可以用百感交集来形容。照片上是邵氏影城的主要建筑，建筑外墙像一个老去的巨星剥脱了妆容。如果邵逸夫先生看到了，怕也会像西洋人形容的那样，"在坟中翻个身"吧。
因家族关系，我从小就认识邵先生，后来自然而然地跟随着他，在他身边做事至少有三十年。关于这个"邵氏电影皇朝"，我有讲不完的故事。
记得有一次，我和金庸先生夫妇乘车在意大利旅行，为了解闷，我就跟他们俩聊起邵先生的事，不知不觉谈了好几天，他们俩听得津津有味。我知道，我所说的事情，他们是不会告诉别人的，所以并没有保留，但在此前，对外我从未公开过。
现如今，故事中的各个人物走得七七八八了，我的记忆也大不如前，是时候把还记得的事写下来了。我自然不必有什么顾虑，反正都是真正发生过的事，没有添油加醋。说到底，事实是最有趣的，这段历史如果不被记录下来，将会被永远地埋葬。
说回到照片中的那座建筑。在那段光辉的日子中，在大门的侧边路上常常泊着多辆汽车：有邵逸夫先生的劳斯莱斯，有小生们各种型号的跑车，有女明星的奔驰。另有多辆福士九人座小巴士，这是来往于清水湾和市区的主要交通工具，在20世纪70年代的香港非常流行。这种小巴士票价便宜，载人多，虽然缺少冷气，但也从来没有听人抱怨过。
门口是接待处，有位电话接线生守着，对面有一排沙发用来给来访者稍做等待。二楼就是邵逸夫先生的办公室。他在其家族的同辈中排行第六，我通常称呼他"六先生"。我不肯像别人那样叫他"六叔"。非亲非故，何必谄媚？
六先生喜欢电影。对电影，他是真正喜爱的，并不像邹文怀先生那样只是把电影当作事业。六先生一有空就往他办公室旁的试片室里钻，那里有一个专门为他放映影片的职员，名字叫阿邦。阿邦对邵先生非常忠心，住在宿舍里，随传随到，可二十四小时为六先生服务。
试片室外挂着一幅巨大的溥心畲的山水画，当时没有人懂得欣赏，更没有人想去偷。放到现在，这应是价值连城的作品了吧。
再爬到三楼，就是餐厅了。当年影城中有三个餐厅，一个在大厦的三楼，一个在摄影棚中，一个在第一宿舍旁边。三楼餐厅里的来客大多是鼎鼎有名的演员和导演，如果能坐在其中，是何等荣耀的事情。
六先生在六七十岁时还是很健壮的，又因常练太极拳，所以一口气从大门登上三楼，一点儿也不气喘。他还常笑那些有了名气的导演，走了不到三步路，就像要了他们的老命一样。这里所指的当然是张彻，张彻的原则是能不动就不动。从影城中的宿舍到摄影棚的短短路程，他常乘他那辆法国雪铁龙轿车代步，连几步路也不肯走。到了晚年，他的腰已弯得不能直起来了，实在是一个令人悲哀的状态。
但他留给我的第一印象完全不是那个样子的。当年，他还是一个"阿飞"，前额留着一缕打着钩的头发，还时常用手去卷。张彻很注重仪容仪表，身上的衣服总是同一个色系的。有时，他还把打火机放在桌子上，指着他的袖扣和打火机给人看﹣﹣出自同一个品牌，同一个设计师。
我还没有被正式调派到影城之前，只到过那里两次。
第一次，我从新加坡乘飞机来香港，计划再由香港坐邮轮到日本。到达香港时，我第一次走进了邵氏大厦三楼的餐厅，那经历简直像刘姥姥进了大观园。整个餐厅布满了各种人物照片，时装的和古装的。当年，邵氏的电影对历史的考证并不严格，不管是什么朝代的服装，都叫古装，而在某个时间点之后的都叫时装，现在看来可笑得很。
那些嘴里叼着大雪茄的，就是导演了。导演得有导演的样子，不戴着个贝雷帽，不叼个大雪茄，形象就不行了。还好，他们没有把麦克风拿在手里。最有代表性的是岳枫导演，他常咬着个大雪茄，咳嗽个不停。
大明星也来用餐，但他们不点餐厅里面的菜。有两三个当跟班的婆娘跟着他们，拿着好几个食盒，一盒盒地把不同的菜肴拿出来，请导演们一起吃。其他工作人员，包括临时演员，都不会到这栋大厦的三楼餐厅用餐。
我在日本半工半读期间，在很短时间内学会了制片，在那里负责邵氏所有拍摄团队到日本拍外景的工作。那时候，凡是有雪景场面的片子，都到日本拍，所以我也就认识了岳华和王羽。
我第二次来邵氏影城时，他们两个刚好都在拍戏，看到我后，都坚持收工后请我吃饭。我左右为难，不知道和谁去好。当年，他们俩都年轻，血气方刚，争执之下就大打出手起来。当时的情景，也不像电影里那么拳来脚去，只是互殴，后来他们干脆扭成一团，跌到沟渠里去了。好在当时没有记者在场，否则此事被报道出来一定会成为笑话﹣﹣我宁愿有两个女明星为我吵架。
我写这篇东西，扯东扯西，并没有严格按照年份，也不分次序。自从昆汀·塔伦蒂诺出现之后，电影也可以"乱剪"了。我的记载，也就是想到什么就写什么，最后如果能辑成一本书，那就是大喜事了。
大华戏院和大世界
我们一家与邵氏兄弟渊源深远。家父蔡文玄到了南洋之后就受聘于邵氏，当中文部经理。说是经理，其实是"一脚踢"，总之任何有关中文的事他都得处理。
父亲为人温文尔雅，虽然帮人打工，但不卑不亢，这个"传统"留给了我，我做事也是持同样的态度。我们一家是文人家庭，也有文人的骨气。
自从记事开始，我就知道了这家叫"大华"的戏院。当年由邵氏负责发行电影，父亲便当了戏院的经理。我家就在戏院的三楼，一走出门便能看到电影的银幕，我可以从早到晚地看电影。
戏院是在1927年由槟城富商余东璇（1877-1941)所建。余东璇是广东人，受环境影响，从小就对粤剧非常感兴趣。传说，他的第三个妻子也会唱粤剧。有一次，她去牛车水听戏却遭人拒，回家后向先生告状，余东璇一气之下在新加坡的牛车水买了块地，兴建自己的戏院﹣-"天演大舞台"，请了当时英国著名的建筑家士旺和麦肯林进行设计。
戏院的外观，最显眼的是那五个粤剧人物的图案。余先生千方百计、不惜工本，安排人根据人物造型在中国烧制瓷砖，运到新加坡后再一块块地嵌起来。那五个粤剧人物图案至今还在，因为是用瓷砖嵌成的，不会生苔，当然也不褪色，历久弥新。各位如有机会到新加坡，不妨顺道去看看这座历史性的建筑物。
1941年，我在戏院的家中出生。据我姐姐蔡亮回忆，我是由接生妇在家里接生的。我三岁时，最初的记忆是每天走出门来看电影。
从我三楼的家走出来，就是一个包厢式的露台，边缘有个石头做的栏杆，相当宽阔。我沉迷于看电影，困了就在那大栏杆旁睡觉，一不小心就会掉到楼下去，好在命大，没有发生过灾难。
后来，因战争到了尾声，英国的飞机前来轰炸。由于大华戏院目标大，避免不了被轰炸的命运。一颗大炸弹就落到了我们的屋顶上，好在没有爆炸。但炸弹一直卡在屋顶上也不是办法。怎么办？此时竟有日本士兵前来拆除。他们小心翼翼地把炸弹锯开，取出了撞针。炸弹被搬走前，在家父的请求下，他们把炸弹尾部的翼子留了下来。父亲到玻璃匠处定做了一块大型的玻璃镜面，铺在炸弹翼子上，做成了我家的饭桌。
我三岁生日那天，英国空军又来轰炸了，当时妈妈刚好煮了一碗面给我吃。按潮州人的传统，生日要吃用汤煮的面，面上还要放一颗鸡蛋。这鸡蛋蒸熟后剥壳，再用一张写挥春的红纸染红。
当时，我刚把蛋白吃掉，突然听到警报声大作，大家都慌忙逃往防空洞去避难。那个被我故意留到最后才吃的蛋黄，实在太诱人了，我忍不住一口吞下。慌乱之中，蛋黄卡在了喉咙里。如果不是爸爸从我背后大力拍打，让我把蛋黄吐出来，我便会被那颗蛋黄噎死了。从此，我一生只吃蛋白，绝对不去碰蛋黄。
新加坡被日军统治期间，六先生也被抓进过黑牢。有一次他告诉我："人没有想象中那么脆弱。我被关进牢中七天七夜没有东西吃，也没有水喝，但是死不了。"我听了半信半疑，但也不好意思去问真假。
日本人知道要安定民心，总得给人以娱乐的空间，于是把六先生放了出来，将戏院交由他去管理。大家会问，在那痛苦的日子里还会有人有心情去看电影吗？说来奇怪，人心越是恐慌，人们越是愿往戏院中钻。
六先生膝下有二子二女，其二女儿和我同月同日生。她还记得，小时候没有学校读书，他们几个兄弟姐妹都是由我妈妈当家庭老师来教导的。在战乱时期，女性往往更为坚强。那时，邵氏已发不出薪水，我妈妈负担起全家的开销，有时还会到郊外采集各种野生杧果。那些杧果又硬又酸。她把这些杧果用糖醋浸了，切成一片片的，拿到路边叫卖，也赚了不少钱。
当年，客人买东西用的是日本统治者发行的纸币。我记得那种纸币背面印着一棵香蕉树，树上结了一大串香蕉，人们都叫它"香蕉纸"。尽管这种纸币的纸张和印刷技术都很粗糙，也很容易作假，却没人去做。
因为我们家有收入，父母的许多朋友都来借钱。日本人投降之前，没有人来还钱；待日本人投降后，大家都背着一大袋一大袋的"香蕉纸"来还钱。
妈妈看着那一大堆的"香蕉纸"哭笑不得，就拿来给我们当玩具。我们把一张铺平，一张折叠，一连串地做成了一条条纸龙，乱踢一番，哈哈大笑。
新加坡光复后，父亲继续为邵氏打工，我们家搬到一个叫"大世界"的游乐园中。父亲花了六十块钱搭了一间木屋，称之为"六十元居"。
"大世界"的概念来自上海，邵氏兄弟想家但归不得，就在新加坡买了一块地，依照上海游乐园的蓝图建起游乐园来，里面先有电影院，接着是舞厅，然后有真人表演的舞台、商店等。战后，人们都要娱乐，"大世界"的生意滔滔，于是邵氏又陆续建起了"新世界""娱乐世界"，等等。
父亲当了"大世界"的经理，我就在那里长大。当时没有学校，一群左派人士就在娱乐场之中秘密组织，像打游击一样，将这间戏院、那间舞厅当成临时教室，让孩子们有地方上课。六先生很乐意借出这些场所。
我记得最清楚的第一堂课，教的内容是"咱们都是中国人"，这个"咱"字我还是第一次见。六先生后来也提起过此事，他建立学校的愿望，也是在那时埋下的种子。
三先生
念初中时，每到周六我常到父亲的办公室里去，等他中午放工（下班），一起去吃饭。
那是一栋三层楼的建筑，位于新加坡罗敏申路，是邵氏公司的办公场所。一楼是发行部，堆满了等着输送到各家戏院的一盒盒圆形铁盒（胶片）。
父亲说，那叫拷贝，是由英文的" copy "一词音译过来的。一个铁盒中装了一卷一千英尺的底片，每部电影大概有八千英尺。经过发行部，有个楼梯，爬上去便是二楼的中英文职员的办公室，家父就在那里工作。
楼梯旁边的墙上，挂着一幅巨大的照片，已有点儿发黄，那是邵逸夫先生和他哥哥邵仁枚先生在上海影楼拍的照片。邵仁枚先生在邵氏家族中排行第三，大家都叫他"三先生"。
真是奇怪，两位已经成年、穿着西装的人，还像小孩子一样，弟弟坐在哥哥的膝上。在当今，两个男人以这种姿势坐着大概率会被非议的。由此可见，两人的兄弟情谊多么亲密。
许多年后，我又回到邵氏大楼寻这张照片。管理邵氏资料室的是六先生的孙子克里斯托弗（ Chistopher )。我问他，能否找到这张照片，他回答没有印象，见也没见过。
我还问他，有无邵先生兄弟们往来的信件，他也说不知道放在哪里了。如果能够被寻到，那将是关于邵家历史的最珍贵的资料了，因为两兄弟虽然见面很少，但从来没有停止过书信来往。六先生来香港发展后，三先生写给他弟弟的信，由家父负责寄送。家父是一个完全能够守密的人，一些事他只告诉了我，他也知道，我继承了他的道德修养，不会将这些讲给别人听。
家父说，他一生从来没有见过感情那么深的兄弟，他们无话不谈，包括最私密的男女关系、健康状况，甚至连最轻微的伤风感冒也谈个不停。
我不问，家父当然也不会提起这些。我是一个不爱谈别人私隐的人，偶尔和家父聊的也是三先生援助他弟弟的往事。在别人眼中，邵氏片场风光无限，但背后也有不顺利的往事。有一段时间，邵氏出品的片子一部接一部地在票房上失利，三先生从新加坡将钱汇过来接济，一笔又一笔，甚至要把房产拿到银行抵押，才能堵上邵氏片场亏空的窟窿。
那种兄弟情可能是前所未有的，已经没有任何事可以将两人的情分拆开。他们之间，还有一个最后的堡垒，那是在日本东京的银行开的一个账户，他们把最值钱的房产地契、钻石和金币都存进了那个保险箱中。那是两人最后的防线，他们互相承诺不会去碰它。
六先生偶尔也会跟我提及他们兄弟的事，如两人最初都在他们的大哥邵醉翁所创的"天一"片场工作。六先生十几岁时已扛着又重又大的摄影机到处去拍新闻片，剪辑之后在正片之前放映。那些新闻片包罗万象，重要的事件或灾难，他都会出生入死地跑去记录下来。
六先生后来又向一位叫徐占宇的摄影师学习，在一部叫《珍珠塔》的戏中负责大部分的摄影工作，可是电影上映时，字幕里自始至终没有出现他的名字。自此，他下定决心离开"天一"公司。
"天一"在上海电影界异军突起，又因名字"天一"有"天下第一"的意思，惹得其他电影公司"杯葛"（联合抵制）。趁这个时机，两兄弟向大哥邵醉翁提出，把《珍珠塔》这部片子拿到新加坡去放映，打开那边的市场。
他们没想到的是，到了新加坡，同样遭受到其他发行公司的"围剿"，没有人肯把戏院借给他们放映电影。于是，两兄弟租了一辆货车，把片子拿到乡下，架起幕布，露天放映起来，结果大受欢迎。六先生常提起此事，自豪得很。
他所有事都亲力亲为，性子又急，在各个地方跑来跑去。因为在新加坡说英语的人多，总得取个英文名，六先生就叫自己跑跑﹣-" Run Run "，而三先生因中文名为仁枚，便也顺理成章地叫" Run Me "，这两个字用上海话读起来也合适。
至于"邵"这个姓氏，英语拼来应该是" Shao "，六先生认为外国人记起来没那么容易，反正大家都知道有个叫" Bernard Shaw "（萧伯纳）的文豪，不如就改成 Shaw 吧。
到了东南亚发展，不会讲英语是不行的，六先生和三先生一起勤学起来，报了一个英文班学习英语。六先生告诉我："最初班里有很多人，我排在第三十五位。轮到我报出姓名时，我忘记说我是邵逸夫，' My name is thirty - five '（我的名字是三十五）脱口而出了。哈哈哈。"
邵氏兄弟有了英文名字，便得有英文招牌。好莱坞大公司有华纳兄弟，招牌是一块盾牌，两兄弟就照抄，也用了一块盾牌作招牌。这样不怕被人说抄袭吗？六先生回答："不是抄，是借用。"
【蔡澜（1941年8月18日—2025年6月25日），出生于新加坡，祖籍广东潮州，后来定居香港。中国作家、美食家、电影监制、主持人，与金庸、倪匡、黄霑并称“香港四大才子”。《新周刊》年度生活家，《开讲啦》特邀讲师，《舌尖上的中国》《风味人间》总顾问。吃喝玩乐无不在行，文学、电影、书法、金石样样精通，被无数人奉为人生典范。著有《我喜欢人生快活的样子》《学做妙人》《人间好玩》《人间清醒》等。】
来源：读书有味聊忘老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