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朋友们，不要为我的‘死亡’悲哀，为我笑吧！生命的美好，就在于‘能爱，能恨、能笑、能哭、能歌、能说、能跑、能动、能红尘作伴、活得潇潇洒洒，能嫉恶如仇，活得轰轰烈烈….要勇敢，要活出強大的‘自我’，不要辜负来世间一趟！”

12月4日13时22分许，琼瑶在台湾新北市淡水区家中身亡，终年86岁。

她在生命终止之前录下视频和大家道别，并在遗书中写道：

“朋友们，不要为我的‘死亡’悲哀，为我笑吧！生命的美好，就在于‘能爱，能恨、能笑、能哭、能歌、能说、能跑、能动、能红尘作伴、活得潇潇洒洒，能嫉恶如仇，活得轰轰烈烈….要勇敢，要活出強大的‘自我’，不要辜负来世间一趟！”

这篇勇敢浪漫的遗书，像极了她作品中不顾一切、“血脉贲张”的女性角色，也如同对我们进行了一次生死观的再教育——她对于一代人的影响，持续到了她最后一刻对于生与死的选择之中。爱与恨，生与死，书里书外，她总在“书写”着女性可以选择的一种活法。

在下文作者张怡微看来，“在琼瑶小说进入大陆之前，大陆年轻男女在表达‘爱’这件事上其实是有困难的。内心巨澜与爱的失语互相映照，是一个世代的心灵景观。”而琼瑶言情却成为了被广泛感知的情感教育范本，她带领一代年轻男女完成了“爱的教育”。

张怡微以琼瑶代表作《窗外》为例，在她看来：“琼瑶女士让我们知道，女人的感受一直以来多么不被重视，终于有通道让女性来阅读女性的感情、欲望，尤其是很平凡的女孩子知道自己也有被发现、被呵护的可能，有被热情、有勇气的男性追随的可能，这是琼瑶女士一生的贡献。”

本文摘选自张怡微随笔评论集《新腔》。

许多人都不知道，琼瑶小说在上海的传播，曾经有过一段奇异的旅程。我母亲是沪剧爱好者，少女时期考上区沪剧团，因为家里反对她唱戏，才放弃了梦想。她是从沪剧舞台上看到《月朦胧鸟朦胧》《心有千千结》之后，才买了琼瑶女士的小说，继而喜欢上这个作家，开始追随她的电视剧。在此之前，她并没有真正的阅读习惯。

我小时候在家里看到过《心有千千结》的书，还用牛皮纸包了封面，令人感受到一种朴素的珍惜。那时候我家里根本没有几本书，母亲将《心有千千结》常放在床边，尽管她的婚姻很糟糕。再婚之后，她不再沉迷言情小说，开始艰辛地耕耘日常生活。偶尔一次继父说起，他年轻时曾经乱闯红灯，骑自行车从工厂里回家看电视剧《几度夕阳红》，母亲在一边笑嘻嘻地嘲讽他是神经病，是令人欢喜的温馨场景。

《几度夕阳红》（1986）剧照

母亲告诉我，198年她生我时，一时取不出名字，就想用《心有千千结》中小护士江雨薇的名字。“雨里的蔷薇”，她觉得这个名字的意境很好，取了谐音，还怕被人看出来，故意把“蓄微”的“薇”，改成了“微笑”的“微”，所以我的名字是从琼瑶女士小说里来的。我母亲是无线电厂的女工，没有什么文化，我的名字寄托了她对我未来的期望。她可能从未想过我会成为作家，也不敢想我会成为一名老师。命名是一种期望函数，也许在那个年代，我母亲从心底里希望我漂亮、活泼、善解人意，还能嫁人豪门，这一生就算圆满了。她没有在意小说里所说的“这名字太软弱”，又或者那个时代的女性并不以为软弱是什么问题。

在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沪剧改编通俗小说的情况屡有发生，不仅是流行小说，也改编诸如《茶花女》《魂断蓝桥》等浪漫故事。如今的舞台上，这样的戏已经很少见，令人十分怀念从前花园书房里的痴怨情仇和外国舞会上说着一又上海话的杯盏心事。

据当时的沪剧导演刘卫国回忆，沪剧《月朦胧鸟朦胧》上演后，赢得了广泛瞩目，先后在市内几个剧场演出，都出现了爆满的热潮。这台演出，刘灵珊盘旋在宴桌前独叹的舞姿脱胎于昆剧“盘桌子”的身段，舞台上还有裴欣桐和陆超的吉他弹唱和双人舞，在现代歌舞里糅进了传统的“串翻身”“扳腰落地”等等（刘卫国《我导沪剧《月朦胧鸟朦胧〉》），可以说先锋又精彩。改编者也是用心在编曲、舞美和借鉴多门类的表演艺术上。

沪剧《心有千千结》甚至承担了一些挽救票房的功能，据上海沪剧院的诸伯承回忆，当年上海戏曲舞台上出现了多年来少有的困难局面，有的演出上座率只有三四成，在这种不景气的状况下，上海沪剧院三团改编了《心有千千结》，谁知公演后，反应十分热烈，连演连满。从琼瑶小说的传播史来看，它们可能具有一定的历史价值，影响了很多上海观众。

在这个时期读起琼瑶，源自很偶然的机会。写完博士论文以后，有一段极度疲倦的日子，刚好有个朋友送了我三个版本的《窗外》，闲来无事，我翻了一遍，居然觉得挺好看。因这实在不是我印象里的琼瑶，尽管她曾离我的人生那么近。譬如我以前看琼瑶小说的时候，最纳闷的就是怎么小说里老是在下雨，是不是一种重复的文本布置。“望着窗外那绵绵密密的细雨”（《烟雨蒙蒙》）、“她心里像燃烧着一盆好热好热的大火……外面的雨已经加大了”（《我是一片云》）、“外面在下雨，你不能出去，你会受凉……”（《庭院深深》）。这让我想起黄锦树曾经在散文《芦花江湖》中写到的，当《落雨的小镇》获得联合文学小说新人奖时，他收获了东年的评价，“小说里的雨下得太大了”。

“小说里的雨下得太大了。”一直到我在台北前前后后住了五年，我才知道，台北的雨有时候真的是那么大的，可以下那么久，可以成为进入梦里的沁凉和凛冽，并不是琼瑶女士刻意文过饰非。就连张大春都写过：“雨大得把我的牙齿都淋湿了。”与此同时，更加深刻的懂得还包括“台湾桂花开的季节特别长”（《烟雨濛濛》）。我常在政大校园门又闻到桂花香，直觉桂花都乱开，贯穿一年始终。

在琼瑶小说进入大陆之前，大陆年轻男女在表达“爱”这件事上其实是有困难的。男女谈恋爱，不会说“我爱你”，内心巨澜与爱的失语互相映照，是一个世代的心灵景观。

琼瑶女士带领一代年轻男女完成了“爱的教育”，这种教育包括情感启蒙、情感表达方式及情话书写。当然，她也不可避免地诱发了受困在不幸婚姻中的妇女觉察到自己的弱小和不幸，觉察到自己可能从来没有谈过恋爱。她令她们想起了自己家乡的初恋情人，想起了漫长的离别，也想起了枯燥的日常生活和永恒的心碎。她们可能发现自己家的客厅里开始需要一些鲜花。可能发现今晚月亮的颜色令人感到寂寞，发现窗外下雪了，然而心中的雪显然下得更大一些。她们也可能对自己报废的一生不再怀有希望，却给自己的女儿取了一个听来的、好听的名字，希望下一代能够获得更多的重视和关爱，希望女儿能嫁给真心喜爱的人，不要像自己一样，受困于婚姻的牢笼郁郁宴欢。但对于那个理想爱人到底应该是什么样的，理想爱情应该是什么样的，她们心里又不是十分清楚。她们好像找到了一个远大理想，却没有具体的目标。

这种“唤起”与憧憬，着力在日常生活里，依然是飘忽而渺茫的。因为现实生活仍然是公共性的，爱情的社会意义、社会责任仍然被强调着，婚恋需要服从国家建设，更要讲求集体利益，许多劳动模范在叙述自己事迹的时候，都会强调“几次推迟婚期”，好像大禹治水的民间传说。一直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末，国家在话语表达上才确认了婚姻属于个人私事（董怀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婚姻“私事化”研究》）。所以在2000年之前，琼瑶言情的范畴都还是先锋的产物，是民间的、边缘的、未被确认却被广泛感知的情感教育范本。我们都是这个范本脉络的遗产。可以说，自私奔之祖“卓文君”企图把男女婚姻变成私事，一直要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末，才终于实现了，这真令人感慨。

神奇的是，尽管我们早就叫琼瑶女士“奶奶”，但“琼瑶热”在大陆起起伏伏，始终没有完全退出过历史舞台。网络时代又将这些老刷重新翻炒一遍，表情包和弹幕令“琼瑶”符号从代表着诗情画意、激烈矫情的女性样态，流衍并生发出一种奇特的幽默感，仿佛是技术时代的馈赠。

2015年，初安民先生推荐我参加香港书展，获益匪浅。书展上有一个朗诵会，陈若曦女士朗读了她的《七十自述》片段，因为实在太有趣我记录了下来，她朗读的内容是这样的：

以上，基本就是琼瑶小说《窗外》里里外外的故事情节。因为自传性实在太强，反而令人不知该如何评论。琼瑶女士笔下的那位总是若有所思的女学生江雁容栩栩如生，电影版选角也好，没有比十七岁的林青霞更像江雁容的。“白衬衫、黑裙子、白鞋、白袜，背着一个对她而言似乎太大了一些的书包，齐耳的短发整齐地向后梳，使她那张小小的脸庞整个露在外面。两道清朗的眉毛，一对如梦如雾的眼睛，小巧的鼻梁瘦得可怜，薄薄的嘴唇紧闭着，带着几分早熟的忧郁。从她的外表看，她似乎只有十五六岁，但是，她制服上的学号，却表明她已经是个高三的学生了。”这也是琼瑶笔下的少女标本。

《窗外》（1973）中，林青霞饰演江雁容

江雁容“沉浸在一个她自己的世界里”，总是想着“如果没有这沉重的功课压着我，我会喜爱这个世界”。这种忧愁的来源很简单，就是数学很差。因为数学很差，她开始觉得“做人是难的”，觉得“这生命好像不属于我”，觉得“全世界都不了解我”。而“窗外”的意象，源自一个热爱诗词歌赋的少女对于学校生活、应试教育，更确切说就是数学考试的强烈抵触。考试制度显然是琼瑶最深恶痛绝的，小说里考不上大学的少女不是爱上了老师就是爱上了姐夫……都是不归路。小说中写女孩之间微妙的沟通方式也很精妙、准确。江雁容爱上老师，有了心事，她就去闺蜜家里哭，说和弟弟打架，爸爸包庇弟弟，一哭哭了半个小时。闺蜜说，你这个事很小啊，然后也开始哭了，她说，被你这么一说我怎么觉得我能哭的事比你多。江雁容就很愕然，因为她来哭的其实不是这个事情啊，闺蜜怎么倒哭了。令人忍俊不禁。

江雁容觉得学校的生活冗长、乏味、枯燥，“她微笑地想：有窗子就有人，人生活在窗子里面，可是窗外的世界比窗子里美丽”。但琼瑶并没有写出一部《三重门》。《窗外》写作了一个正在建设中的、日益繁荣的台北市，春心萌动的台北年轻人，正在寻找属于自己的爱情梦，带着流动的梦幻气息，有用不完的热情与勇气：

我很喜欢小说中所无意经营的一些细节。譬如我这才知道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乌来瀑布是很壮观的，如今我们旅行时候能看到的就只有一条细细的白绸。譬如原来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台湾就有很多零食可以吃了，咖喱面包、沙拉面包、牛肉干和果酱，但也有台湾朋友说他们小时候从来没见过这些食物。即使总是感觉到“人生悲怆，世态炎凉，前程又茫茫”，江雁容和她的闺蜜们还是一直在新生南路、信义路散步、看电影。她们想心事、谈恋爱的地方都很幽静。老师呢，居然可以喝着酒批改作文，还告诉学生，“可能是因为我在喝酒”，浪漫极了。

国文老师康南，战时在大陆有妻儿均早亡，内心伤痕累累，但跟江雁容说起话来，就没有什么硝烟味了，他居然觉得江雁容是“一个奇异的女孩子”，看到她“他感到造物的神奇”，还收藏江雁容在茶花花瓣上写的字，这就很夸张了，反而像一种江雁容的自我观看。倒是小说里形容康南时，总说他是一个多么人生无望的老头子，令人骇然。其实他不过四十岁，人生居然就被“老”这个字摧毁了。

《窗外》写学校生活的部分，让如今的我们回想起来感同身受。大刺刺的女同学直接用黑裙子擦桌上的灰尘，因为反正是黑色的。每个学生都从家里带来便当盒，学校专门提供蒸笼加热，每个班级都有一个蒸笼，这也很新鲜。老师总是在开学第一天说：“我希望成为你们的好朋友。”排座位时候，关系好的朋友会说：“我一定要和你坐在一起，我保证上课不和你说话，好不好？”以及少女时候听到别人喜欢自己的第一反应居然是“好恶心喔”即便内心还挺开心的。可这样害羞的女孩子，居然在面对爱情来临的时候，会那么奋不顾身要与全世界作对，这种强烈的个性、忍受打击的能量，都是如今的我们所不及的。

写家庭生活的部分，对父亲的恨意可以看到《烟雨蒙蒙》的影子，婚内暴力又很像《在水一方》。总之，《窗外》几乎就是琼瑶小说系列的总纲。她笔力最深厚之处是写母亲，也许因为太过熟悉，显出了不合情理的前卫与精彩。

但看到女儿的爱人，江太太毫不客气，开门见山就说：“别那么客气，彼此年龄差不多。”这哪里像一个家庭妇女说的话。“厌母”也是琼瑶小说中的普遍情绪，女儿居然会“一直觉得奇怪，父亲什么娶了母亲而不是娶了楚伯母”（《一帘幽梦》）。

关于婚姻，有两个细节写得很好，婚后的江雁容和闺蜜们聚会回家，天色已晚，别人都说，你老公会不会来接你啊？江雁容嘴上说不会，心里还是期待的，那条回家之路也就显得特别黑，她还特地等了一下，最终失望了。回家后看到老公穿着睡衣出来，心很凉。又，她总是等不到忙于应酬的丈夫回家吃饭，新学的广东菜不能吃凉的，但她就是不吃，硬要等，最终等来一场吵架。她对丈夫说：“如果你懂得月亮的好看，或者我们的生活会丰富些。”也是万般无奈。江雁容说：“婚姻对我实在没什么好处，首先把我从书房打进了厨房，然后就是无尽止的等待。”而后，内心澎湃的作者为压断这段婚姻最后一根稻草所设计的情节是婚内暴力，看到电影里秦汉打林青，实在让人唏嘘。但实际上，无论琼瑶小说营造的爱情氛围多么浪漫，暴力却是十分常见的，这也是我们讨论琼瑶的浪漫时经常忽略的。

以《一帘幽梦》为例，有些细节很少被谈及。紫菱度完蜜月回到台北，被楚廉的眷恋打动，和丈夫说想要离婚。然后费云帆说：“你欠了我一笔债，你最好还一下。”小说里是这么写的：“我还来不及思索他这两句话的意思，他已经扬起手来，像闪电一般，左右开弓地一连给了我十几下耳光，他的手又重又沉，打得我金星直冒……”奇异的是，被家暴之后，紫菱好像突然醒悟了，说：“天哪，一个女人，怎能在这样深挚的爱情下而毫不自觉？怎能如此疏忽掉一个男人的热情与爱心？”然后她去找楚廉，说了一通大道理，“人生，有很多悲剧是无法避免的，也有许多悲剧，是可以避免的……”之类，拒绝了另一个深爱她的男人。

紫菱不仅战胜了她的母亲（她绝不考大学，因为母亲希望她考大学），也战胜了完美的姐姐（姐夫深爱着她），这是琼瑶为我们读者建立的奇特的神话。琼瑶对男性的误解都很真诚。一方面，很少有男性会像她笔下的那些人那么啰唆；另一方面，她也写了不少动机不足的施暴男主。比方费云帆打了紫菱十几个耳光，紫菱就决定不爱楚廉了。比方依萍去找爸爸要生活费，爸爸用鞭子抽她的脸，他不给钱就行了嘛。比方《窗外》的婚内强奸，又比方《月朦胧鸟朦胧》里家暴女儿的鹏飞……可见误解归误解，在琼瑶那个时代，男孩子要忍耐好看女生的折磨，女孩子也在忍耐暴力帅哥。如果剥离了外在的滤镜，我们所能看到的，就是爱情梦幻中的掠夺与忍耐始终存在，不满与抵抗是激烈却不充分的。

《一帘幽梦》（1996）中，云帆帮助紫菱站起来

《一帘幽梦》写于1973年。1973年的台北纵使如琼瑶笔下那么浪漫，充满派对，男女能自由谈情说爱，可以出国留学或者度蜜月，但女性依然在两性关系中遭遇暴力。这不是琼瑶小说中的孤例，这也许是琼瑶有意识建构所谓言情故事之外，无意识看到的、听到的现实真相。而且这种真相，就连财富的累计都无法克服。揍她的人，同时也是爱她的人，供养她的生活，这要怎么计算？且不说费云帆财力雄厚，即使是《烟雨蒙蒙》中形象很坏的父亲，也在小说后段不断地询问依萍“要钱吗？”（“你爸爸亲自来看过你一趟，送了好多钱来”“爸看着我躺回去，从怀里掏出一大沓钞票”）琼瑶女士让我们知道，女人的感受一直以来多么不被重视，或者一会儿被重视一会儿又不被重视。所以她要用那么多“心声”“呢喃”“咆哮”“怨念”及感叹号来抒发心声。女性还没有能力在社会上真正闯出自己的天地之前，尊严却绝不可少（“我要让他知道，许许多多事，不是钱能够达到目的的！”）。这也许和社会发展的过程有关，女性表达自己的诉求不总是得体的，但终于有通道让女性来阅读女性的感情、欲望，尤其是很平凡的女孩子知道自己也有被发现、被呵护的可能，有被热情、有勇气的男性追随的可能，这是琼瑶女士一生的贡献。

重男轻女的文化，让很多女孩从童年时起就是一个备受伤害的对象，所以，被疼爱就成了“浪漫”。在家族中，一到关键时刻，女孩就会被牺牲掉，所以，能被考虑到一点点感受就成了“浪漫”。很多女孩从小到大都是丑小鸭，没有优秀的亲姐姐，也有优秀的堂姐、表姐、学姐，自然就会有优秀的姐夫们在生活圈里若隐若现，真令人羡慕啊。而在小说里，妹妹可以获得神助打败姐姐，赢得父亲的青睐、姐夫的思念。在中国的神话里，几乎看不到男人救妻子的故事，只有儿子救母亲的故事，所以在小说里，才会有那么多成天不上班、永远有前途，还一直都在救援女孩子的英俊男子。他们令人魂不守舍，难以割舍。

很痛苦的时候，要如何放下一个深爱着的人呢？言情小说存在的功能，大概就是在为这种事找一本又一本书的理由当台阶下。这令人相信通俗文学还是有价值的，有疗愈的功能。《窗外》中，江雁容因力婚姻不顺，南下去看康南，这本来就很不合理。康南的朋友早就警告过她：“你们两个是有情人，但不是有缘人。”任性的江雁容还是想凭一己之力使早已面目全非的师长恢复元气。一个远观的细节打败了她。她远远地看到潦倒的康南费力地从袋子里摸出一大堆乱七八糟的旧纸片，他只是想找一根烟，然而摸了半天，才摸出一盒洋火。他十分吃力地燃着火柴，又颤抖着去燃烟，好不容易，烟燃着了，手上的东西却散了一地……琼瑶巨细靡遗地描写这些不连贯动作的全程，直至康南突然咳嗽，集齐了“内心寒冷”所能调度的种种元素。江雁容失声痛哭，她没有冲上前去，而是决定最后一次放弃这段没有希望的感情。这与如今她处理家庭问题的态度，其实是一以贯之的。琼瑶写“突然间产生的嫌弃”“突然间产生的犹豫”“突然间决定的放弃”，都写得很好，很多人的确就是这么放弃了一个很爱的人，这很不可思议，但却可能是发自真心的。这令人想到去年琼瑶女士身陷争议，含泪发文坚持让丈夫安乐死，因为他已不能每天说“我爱你”。她说，没有灵魂的肉体，就不值得活下去。她一直都没有变。

2012年，新星出版社出过十本琼瑤自选集。现在市面上《窗外》《几度夕阳红》《烟雨蒙蒙》都看不到了，可能是因为林青霞和电视剧的影响力，依然能带动销量。其他几本，策划也很好，找了一些中年男作家写序，比方杨照、张国立、蔡诗萍、小野……杨照写道：“琼瑶写的，是爱情神话，爱情如何克服了从现实上看，不可能被克服的种种障碍。”但八十年代的年轻人，你的现实和我的现实也差不了太远。“私”这件事，和财产是有关系的。大家都没钱的时候，指责别人为了钱、为了门第放弃爱情、牺牲婚姻是很轻松的。现在人们有钱了，“干预”反而是自发的，没有强大的外力鼓励年轻人要嫁给有钱的人，也没有强大的外力表扬女孩子嫁给穷人，都是自己的选择了。大家都能感受到那种残酷的、无形的力量。琼瑶式的那种血脉贲张的“全心全意”，偏执的“非你不可”，以及对于永恒的执迷，离现在的人的感情观都很遥远了。如今大陆经济起飞，年轻人开始切身遭逢贫富差距对于爱情的破坏力，这也是琼瑶小说在当代中国依然颇有流行潜质的原因，并不都出于怀旧。从本质上来说，琼瑶写的是她看到的台湾在经济起飞时期，年轻人遭遇的爱情重挫。这种重挫，也将降临到其他经济起飞的地区。琼瑶小说里歌颂的那些“不顾一切”“冲破阻碍”，其实是和婚姻爱情的“社会意义”唱反调，这是有感染力的。因为现在的年轻人，无论事业还是感情，选择都变得比较理性。就连“爱的路上千万里”，都离我们很遥远了。我们最多跟着消费主义的导航走上一里路，就觉得好累好累。

“你是我见过的女孩子里最勇敢的一个！我佩服你追求感情的意志力！”这样的女孩子，仔细想一想，我一时间居然也想不出几个认识的人来。琼瑶女士那种通俗、纯情、呛辣，谈个恋爱都要风箱雪雨搏激流，历经苦难痴心不改，挺好的。

本文摘编自

作者: 张怡微

出版社: 山东画报出版社

出版年: 20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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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凤凰网读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