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他真正的名字是什么,我不是很确定,但可能也不重要。对我而言,他就是易副官,知不知道他的本名,并不会改变他在我心目中的地位。我从小就叫他「易」。他那个易,声音不是往下,不是容易的「易」,我喊他,都是往上扬起的,像「移——」而且,尾音永远要拖长。家里其他的人都喊他
他真正的名字是什么,我不是很确定,但可能也不重要。对我而言,他就是易副官,知不知道他的本名,并不会改变他在我心目中的地位。我从小就叫他「易」。他那个易,声音不是往下,不是容易的「易」,我喊他,都是往上扬起的,像「移——」而且,尾音永远要拖长。家里其他的人都喊他「易副官」。一直到我走进他的告别式现场之前,我都以为他的全名就叫「易副官」。
我怕会忘记他
他就住在我家前院的那间小房间,一进大门穿过院子的第一间。
什么人来来去去,进出我家,都必须经过他的窗口。易副官很瘦,又黑,三分头,却掩不住灰白交错的发色,小时候我说他像猿人。他常常就叼根烟坐在他那小房间的窗口,竖着耳朵等着我公公的指令。
人们喜欢说小孩子单纯,但我从来不这样认为,因为我就是一个不单纯的例子。我从小就知道,易是可以欺负的。既然可以欺负,我就不会放过他。他不会去告状,也不会生气,不会报复,更不会记恨。甚至可以说,我想要什么,他都尽量满足我,我闯了祸,他的任务就是尽量帮我隐藏。
易走了以后,我常常怕自己会忘记他,毕竟我懂事的时候,他已经很老很老了。我能知道多少他的心情?我能记得他多少?但后来发现,我愈往下活,他在我心中的形象就愈鲜明。
他跟着公公多久没有人算得清楚。传说他十三岁就是湖南老家的家仆,而后公公进学,他就变成书僮,每天跟着去学堂,一站就是一上午,公公放学再安全地把他送回家。黄埔军校开办,十四岁的公公在「十万青年十万军」的感召下,谎报年龄,上了黄埔军校。于是,易,就也跟着去从军。公公报效国家,易副官报效我公公。
离开黄埔后,公公赴俄念书,易跟不去,就在家乡等他回来。公公回国,生了我爸爸,他就成了我爸爸的保母,生了我叔叔,又成了我叔叔的保母。后来公公撤退到台湾,有了姑姑,当然,他又成了姑姑的保母。直到连孙少爷孙小姐都长大了,易摇身一变,又成了家里掌厨的。这不奇怪,因为只有他能做出一手地道湖南家乡菜。从小我便当里的菜都是他给准备的,他的腊肉与糖醋排骨都是绝品,也都是我自此没有再品尝过的味道。
搬去跟祖父母住的时候,我三岁,他六十八岁。从那一天起,他的新任务,就是当我的保母。
如果能回到那时候
小时候,可能因为安全的考虑,家里几乎不让我跟附近的小朋友玩。也因为自家有院子,所以我游乐场就完全建立在那个当时觉得很大的前院里。而我最重要的玩伴,就是这位已经七十好几的“易”。
第一次打羽毛球就是他陪着我,他穿着拖鞋,因为他没能把球打到我面前而生气地摔球拍,过去踩他的脚,骂他∶“你根本就不会打球。”他的桌上永远有一个装满糖果跟零钱的透明玻璃罐。我会爬上他那张破旧的藤椅,望着那个罐子,然后他就会打开罐子给我两颗糖。等我吃完,他就把包糖的纸仔细摺起来,中间打一个结,做成一个个穿蓬蓬裙的小公主,逗我说那就是我。我当时觉得他无聊透了,这个招数用了那么多年也不换一下。就像他每次都用两根大拇指各自弯曲,然后接起来,跟我说他的大拇指可以分开——鬼才相信。
另外一个第一次,就是我从那个糖罐子里偷钱,原因是我想跟同学去学校巷口的那家杂货店抽奖,另外,我还想吃一种会弄得满嘴红的芒果干。后来听姑姑说,家里所有的小朋友都是从那糖果罐下手。也许,易,是故意把钱放在那里的。
我的公主床后头是一个小窗户,每天早上我不需要闹钟,易,会在那个窗口后头问我,今天想吃什么早餐啊?咸面包?菠萝的?还是肉松的?还是稀饭?烧饼?通常他还没有念完,隔壁的窗口就会出现一个声音——我婆婆。“易副官,不准那么宠她,哪有每天问的!”即便如此,他还是每天问。然后我才起床。
家里不准我们吃摊子上的小吃,嫌不卫生,我总是羡慕同学可以随意坐在路边吃蚵仔面线跟刨冰。有天趁婆婆不在家,我就叫他在巷口把关,大剌剌地坐在摊子上吃起面线。事后证明这是一个很不到位的安排。
我看着老板用着浅浅的碗,舀进稠稠的面线,撒上香菜跟大蒜,然后抖着手端给我,确实,老板的大拇指都伸进面线里了,但卫生不重要,突破禁忌才是重点。就是这么巧,婆婆搭车回家了。易副官见到了,但他的速度怎么比得上汽车?我才刚想说再来一碗时,一只涂着蔻丹的手已经把我拎上车。我回头找易,只见他追着车子跑,满头大汗。
我的小学就在我家后头,走路十五分钟的距离。他每天接送我上下学,就像他当年陪公公去学堂一样。因为他为我所做的事是如此理所当然,我从来不会珍惜,只抱怨为什么我不能像其他小朋友自己背书包,而是他帮我提着。有几次,我都故意一放学,在校门口,把书包丢给他,跑着回家。以他的年纪,再加上脚上那双黄色的塑胶拖鞋,我总比他先到家,公公听到我门铃声就会说∶“易副官没去接你吗?”我就会说∶“不知道,没看到。”小孩子事实上是不单纯的。真想用小叮当的任意门回到那个时候,把当时的我毒打一顿。
他像是能看穿我心意
我现在脸上留有的疤,也跟易有关。那年我七岁,跟着婆婆去朋友家打麻将,因为婆婆盘算着我三点的钢琴课就在牌友家的正对面,走路两分钟距离。眼看着三点就到了,公公一通电话过来说,已经叫易过来带我走过去。婆婆说,才两分钟的路,英英应该可以自己过去。但是爱孙心切的公公说什么也不肯。于是我坐在院子里等易,手上拿着点心,动弹不得。婆婆的朋友家有一条狗大概是看中了我手上的点心,一口扑了上来。只听见我一声惨叫,左边眼睛正下方被狗狠狠地亲了一下——缝了二十八针。据说,当我惨叫声起时,挂钟正当当报时三点整,而门外站着的易,正准备按铃。
爸爸是船长,跑远洋的,两三年才回来一次。我嘴上从来不提爸爸,因为他实在太遥远了。我对他的印象有时不是脑海里的,而是照片上的。但是每每听说他要回来,我就会穿上我最喜欢的衣服坐在院子里,呆呆往门口望着。易总会走过来无声地拍拍我的衣服,帮我把皱褶拉平,像是能看穿我的心意。
终于,帅气的船长爸爸回来了,全家围坐在餐桌前,听他说国外的奇闻轶事,虽然我完全听不懂,灯光还是出奇温暖。婆婆告诉他,易帮我买了辆自行车,瞬息间,爸爸突然翻脸,像是忽然想到要行使他做父亲的责任,说不可以。他的说辞是“第一,危险;第二,不可以宠她。怎么可以小孩要什么就给什么。第三,就算要买也不能是易买。”他立刻叫家里佣人把车丢出去。我突然吓坏,使出全身的力气大哭起来。是因为我将失去得来不易的自行车?或是爸爸终究破坏了我对他的美好等待?我现在已不复记忆。
就在爸爸无休止大发雷霆的时候,突然,易的声音从屋外出现了。他隔着纱窗大怒说“你小时候就多乖啊?还不是成天跟人打架?你就会骂,孩子你带过几天?”
爸爸住口了。因为他知道,易说的都是事实,毕竟易也是他的保母。
没几天,爸爸又离开出海,我的自行车也被偷了。
我感伤“易”没能等到这一天
我想易应该知道我是叛逆的。小时候我除了整他,不太爱说话,常常对着窗外发呆,他也从来不问我在想什么,只是搬张凳子也陪着我坐在那里,安静无话。最多抽根烟,然后咳嗽。
我一直不知道易的身体不好,我只记得他老咳嗽。大家说他是抽烟抽太多。有天早上他送我去学校后,说去看病,就再也没有回来。我当时以为他只是需要休息几天。然后,婆婆带着我去一个肺结核的医院,她说易住在里面,但不让我进去,说怕传染。那个下午,我等在外头,踢了好久的石头,很想哭。
再两个月,一个暑假天,我躺在易副官那张铺着凉席的床上,光着脚丫。糖罐子里的糖都快吃完了,他还没有回来。他是那个下午走的。
他的桌上,除了糖罐,还有一样东西,易常常望着它发呆。那是一张照片,影中人留着长发。我问过他,他说是家乡的媳妇。两个人似乎没有见过几次面就结婚了。然后,他就来了台湾。他说得很平静,然后转过身去把床垫翻过来给我看,藏着一叠叠扎好的十元大钞。他说很快他就会回去,到时再给她过好日子。
对当时的我,这种话题没多大意思。多年后,我常在香港机场转机时,看见那些老荣民身上背着一包包的东西准备回乡,脸上有着疲惫和期盼。我会很感伤,感伤“易”没能等到这一天。
易服务了我家四代人,我不能替他说他是“无怨无悔”,但牺牲奉献的概念是他教给我的。时代耽误了他,甚至可能糟蹋了他,但也许唯有这种阴错阳差,能向我们展示极致的忠诚和美。
易出殡的那一天,我们全家戴孝,我公公带著全体老老小小,下跪向他磕头。他是家仆、是书僮、是副官、是管家、是保母、是大厨,是我永远的亲人和老师。也许我有幸,哪辈子也能当上他的保母。
来源:近现代史论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