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上个世纪40年代，香港的旺角，街道又窄又挤，弥漫着生活的烟火与混乱的气息。那时，这儿还没有被绚丽的霓虹灯照亮，可已然是个龙蛇混杂的地方，三教九流汇聚于此。
一、旺角街巷的“小头目”
上个世纪40年代，香港的旺角，街道又窄又挤，弥漫着生活的烟火与混乱的气息。那时，这儿还没有被绚丽的霓虹灯照亮，可已然是个龙蛇混杂的地方，三教九流汇聚于此。
猪油仔本姓冯，在家中是老大，下面有二弟“沙皮狗”，三弟的名字已无从知晓。他们的父亲早早离世，母亲只能靠着摆地摊艰难维持生计。生活的困苦让这兄弟三人从小就在街头闯荡，还不到10岁，就跟着帮派去收“保护费”，15岁时，猪油仔已经能在砵兰街嘈杂昏暗的麻将档里负责“看场子”了。那时候的他，身形单薄却眼神锐利，在鱼龙混杂的档口里，时刻警惕着各种冲突和麻烦。
到了50年代初，香港经济开始快速发展，黑市赌档、鸦片烟馆像雨后春笋般冒了出来。猪油仔瞅准了这个机会，带着两个弟弟在旺角通菜街租下一间狭小昏暗的阁楼。他们在里面摆了三张破旧的牌桌，就这样做起了“番摊”生意。猪油仔脑子特别灵活，很懂这里面的门道，知道要给辖区的警员塞些“茶钱”，好让他们行个方便。一旦遇到其他帮派来砸场子，他二话不说，抄起木棍就带着弟弟们冲在前面。有一回，和“和胜和”的马仔在狭窄昏暗的巷子里火拼，猪油仔左臂被狠狠砍中，鲜血直流，但他咬着牙，忍着剧痛，反手给了对方三刀。这场恶斗之后，他“不要命”的名声就在旺角的底层圈子里传开了。短短两年，他的赌档就增加到了五家，手下也聚集了二十多个小弟，就连巡警路过，都得恭敬地喊一声“油哥”。此时的猪油仔，已然是旺角街头一股不可小觑的势力。
二、攀上“总华探长”的高枝
1960年，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雨水倾盆而下，打在地面上溅起高高的水花。猪油仔在砵兰街的一家夜总会里，偶然遇到了时任九龙区探长的吕乐。当时，吕乐正在调查一起赌档火并案，眉头紧锁，四处搜集线索。猪油仔早就听闻吕乐在警界是个“有手段、能捞钱”的人物，他一直在暗中观察，觉得这是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于是，猪油仔主动凑上前去，向吕乐“报料”，详细指认了对手帮派的藏身之处。他说得头头是道，眼神中透着一股精明。
吕乐见他办事如此干脆利落，又对江湖规矩了如指掌，心里十分满意，当下就决定将他收为自己的“白手套”，专门让他帮忙打理辖区内那些见不得光的“灰色生意”。从那以后，猪油仔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他不再是那个在街头打打杀杀的小混混，开始穿上笔挺的西装，皮鞋擦得锃亮，坐着黑色的轿车，频繁出入各种高档茶楼。他开口闭口都是“乐哥吩咐”，仿佛自己的身份也跟着高贵了起来。
60年代中期，吕乐一路高升，当上了总华探长，权势大得能覆盖整个香港。猪油仔也跟着水涨船高，他带着二弟沙皮狗接管了整个九龙半岛的“地下税收”。全香港有200多家烟档、赌档，每家每个月都得交450元的保护费，这450元在当时相当于普通工人三个月的工资，可不是一笔小数目。除了这些，色情场所、地下钱庄、白粉档的抽成更是高得离谱。猪油仔为了更方便地收钱，还想出了“分层管理”的办法：在每个片区都安排自己的亲信当“档头”，负责收钱，而他自己则每周在尖沙咀的一家茶楼里举行“数钱会”。到了那天，茶楼里热闹非凡，一麻袋一麻袋的现金堆在角落里，猪油仔坐在主位上，得意洋洋地指挥着小弟们清点。之后，他再通过吕乐的关系，把这些钱存入海外账户。
在他最风光的时候，猪油仔出门都有四名身材魁梧的保镖紧紧跟随，威风凛凛。就连“十四K”的堂主见到他，都得满脸堆笑地递上香烟，讨好一番。1967年香港发生暴动期间，社会一片混乱。猪油仔奉吕乐的命令，去协调黑帮停火。他来到油麻地警署，和各大帮派的话事人坐在一间屋子里喝茶谈判。桌上堆满了成捆的港币，那场面既紧张又诡异。猪油仔坐在那里，神色镇定，当场拍板：“谁家要是再闹事，就断了谁的财路！”一时间，屋子里安静下来，所有人都看着他。从那以后，外界都传说他“白天替警队数钱，晚上替黑帮分账”，是黑白两道之间的关键“中转站”，在香港的地下世界里，他的名字无人不知、无人不晓。
三、ICAC来了，他成了“弃子”
1974年2月15日，廉政公署（ICAC）正式成立，一成立就把首轮打击目标对准了警队高层的贪污行为。吕乐嗅觉敏锐，提前察觉到了危险的气息，赶忙带着家眷逃到了加拿大，寻求庇护。可猪油仔兄弟却还留在香港，他们自认为有“乐哥”搭建的那张庞大关系网罩着，廉政公署也拿他们没办法，依旧过着和往常一样的生活，丝毫没有意识到危险正在一步步逼近。
3月的一个清晨，天刚蒙蒙亮，城市还未完全苏醒。二十多名廉政公署的调查员就悄悄包围了猪油仔位于尖沙咀的寓所。此时，猪油仔正在餐厅里悠闲地吃着早餐，面前还放着一份报纸。突然，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打破了平静，他心里“咯噔”一下，一种不祥的预感涌上心头。当他打开门，看到门口站着这么多调查员时，尽管他平日里见惯了风浪，可手还是忍不住抖了一下。他下意识地看向客厅的桌子，那里摆着一本账本，上面详细记录了近十年来向警队行贿的名单和金额，这可是能把他送进监狱的铁证。被押上警车的时候，他偷偷地看了一眼二弟沙皮狗，迅速地使了个眼色，压低声音说：“记住，什么都不知道。”那眼神里满是担忧和嘱托。
在廉政公署的审讯室里，气氛压抑得让人喘不过气来。猪油仔坐在那里，面对调查员的审问，一开始还试图抵赖。但调查员不慌不忙，甩出一叠银行流水单，上面清晰地显示着他的非法资金往来；接着又拿出小弟们的证词，那些曾经被他视为亲信的小弟，在证据面前纷纷选择了自保；甚至还有他与吕乐通话的录音，原来警队内部早就有人倒戈，背叛了他们。猪油仔看着这些铁证，知道大势已去，吕乐远在加拿大，根本不可能回来救他。他想到三弟早已移民巴西，现在只有二弟沙皮狗还在香港经营着小生意，要是自己不扛下所有罪责，沙皮狗也会被牵连。经过三天三夜的思想斗争，最终，他在供词上签字时，特意注明所有罪行“由本人一人策划”，只字不提弟弟们的参与。1975年庭审的时候，猪油仔站在被告席上，神色平静，他对着旁听席上的沙皮狗笑了笑，轻声说：“阿弟，好好做人。”那笑容里，有无奈，有释然，也有对弟弟的期望。
最终，判决结果下来了，猪油仔因“串谋贪污、勒索”被判入狱12年，而沙皮狗则被无罪释放。在服刑期间，猪油仔很少和人提起过去那些风光的日子，只有在家人来探访的时候，他才会感慨地说：“当年跟着乐哥，还以为能一辈子这么风光下去，没想到风说停就停了，风筝一下子就掉下来了。”语气里满是对命运无常的感叹。
20世纪80年代初，猪油仔刑满释放。此时的香港，早已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曾经他熟悉的旺角档口，如今都变成了现代化的商场，热闹非凡；当年那些跟在他身边的小弟们，有的还在监狱里服刑，有的则转行开起了的士，为生活奔波。猪油仔深知自己的过去已经成为历史，他选择隐姓埋名，在荃湾开了一间小小的杂货铺。他每天早早地开门，偶尔坐在门口晒太阳，看着街上人来人往。有时候，路过的老警员会认出他，对他点头示意，但再也没有人会喊他“油哥”了。曾经的辉煌和荣耀，都已成为过眼云烟。
到了90年代末，猪油仔在香港悄然病逝。他的葬礼办得十分低调，只有家人和几个为数不多的旧友到场。那些关于他在黑白两道之间的传奇故事，也随着廉政公署的铁窗，永远地被封进了历史的尘埃里，偶尔被人提起，也只是作为那个特殊时代的一个注脚 ，见证着香港一段复杂而又独特的历史。
来源：追梦青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