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电影《影子神鞭》(1971)，由郑佩佩主演，罗维导演。当年，罗维可是响当当的大导演，他的太太刘亮华是首席制片，一队人浩浩荡荡地来到了日本。我请导演先去考察外景地，但他说不必了，有雪就行。我听了皱皱眉头，心里想他怎么那么不负责任。

雪地外景

公司到日本拍摄外景的电影越来越多。邵氏需要拍雪景的电影分两种情况：如果是没有大明星参演的，就去韩国雪岳山拍摄；如果是有大导演、名演员的，就到日本去拍。

电影《影子神鞭》(1971)，由郑佩佩主演，罗维导演。当年，罗维可是响当当的大导演，他的太太刘亮华是首席制片，一队人浩浩荡荡地来到了日本。我请导演先去考察外景地，但他说不必了，有雪就行。我听了皱皱眉头，心里想他怎么那么不负责任。

到了雪地，罗维穿了好多件厚外套，把身体包裹得像一个大粽子，头上罩了一个套子，只露出眼睛，样子颇为滑稽。

郑佩佩个性刚烈，说一是一，人很正直。除了拍戏，她从不应酬，也从不与同行打交道。六先生提起她，也说她真的像个女侠。

我和郑佩佩聊起天来，知道她很好学。她说，她会向六先生提出请求，拍完这部电影后留在日本，和另外两位女子一起学习舞蹈。"另外两位女子"之一叫吴景丽，身材短小，佩佩一直叫她"小鬼"；另一位则身材非常高大，后来我才知道她是佩佩的未婚夫原文通的妹妹。之后，她们在日本的生活起居，都由我来照顾。

戏开始拍起来。遇到是文戏（只讲对白，没有动作的戏），罗维就叫副导演去拍；武戏（全动作的戏），遇到就叫武师指导二牛去拍，自己则躲到火炉边取暖。

我年轻气盛，又对电影充满憧憬，认为导演是一个神圣的职业，怎么可以那么轻率？于是我就和罗维吵了起来。这可惹怒了制片刘亮华，说要向当时的制片经理邹文怀告状，一定要"炒我鱿鱼"。

我知道已经大祸临头，便将工作详细地交接给助手王立山，然后一个人返回东京。

不曾想，刚回东京的办公室，我就接到邹先生的电报，要我赶回现场。也不知是邹先生帮的忙，还是六先生下命令不准"炒"我，我回到现场后，刘亮华看到我，也当什么事都没发生过，继续拍外景的戏。

后来，我哥哥蔡丹接替了爸爸的位置，当了邵氏中文部经理，也经常到香港买版权。罗维当年自组公司在外拍戏，当然得应酬我哥哥，请我哥哥到天香楼吃饭时，也叫了我作陪。和罗维交谈几次，发现他是一位相当单纯的男人，没有什么坏脑筋，我过去向他发怒，是冲动了一点儿。

带队到日本拍雪景的还有张彻，他拍的是一部叫《金燕子》(1968）的戏。当年，张彻已是大红大紫的导演，与我第一次在香港遇到的他完全不同了，排场甚大，带了一大队工作人员到来。这部电影的副导演是午马，武术指导是唐佳和刘家良。

《金燕子》是部大制作的电影。我把整个东京办公室的职员都调到外景队来，还喊来了我学校的同学、好友等来帮忙。

我一直想不通的是，"金燕子"这个人物是承继了《大醉侠》里面的女主角，和张彻一直拍的以男主角为主的阳刚戏格格不入呀，为什么让张彻来拍呢？郑佩佩当时也这么质疑过。

张彻能言善辩，把郑佩佩叫去，讲解"金燕子"这个角色在戏里举足轻重的地位。其实，张彻的心里早已经决定把戏着放在男主角王羽的身上了，他所讲的一切，不过是骗骗佩佩罢了。

佩佩人很单纯，相信了张彻，后来戏拍到一半，她才知道不对路，但是已经太迟，挽回不了了。

拍戏时，大家都住在长野县乡下的唯一一所大旅馆中。昔时日本旅店的传统做法是每一个人一间房，还把住客的名字写在木牌上，挂在门口。

张彻在当副导演时师承徐增宏。徐增宏的脾气可大了，喜欢骂人，时常在片场中大发脾气，张彻也学到了这点。他让午马检查服装道具，如果缺了什么，就会把午马骂得狗血淋头。旅馆中的日本工作人员看午马挨骂，颇为可怜他。日本人的姓氏中没有"午"字，但用动物为姓的倒是很多，如帝国酒店经理的姓氏为"犬养"。轮到在木牌上写午马的名字时，他们也许是看到午马什么事都要做，觉得他是在"做牛做马"，于是把他的名字写成"牛马"。午马要他们更正，他们死都不肯。

安排外景团队吃饭是个问题。香港来的人喜欢吃肉，但是当地日本人以吃鱼为主，肉卖得很贵，且在乡下也难买到。大家吃了多餐鱼之后已然生厌，忽然看到有大块的牛排，即刻吃得津津有味。其实，乡下哪来那么多牛排，那是我叫当地猎人打了一些熊，以熊肉来冒充的。打不到熊时，我就安排他们吃起马肉来。我不说，大家也都不曾觉察，一直赞好。

外景的大小问题都要我解决。有一天，王羽发脾气说不拍了，要回香港，也由我"摆平"。长满荻花的原野上有很多蜻蜓，我随手去捉，每捉必中。王羽看到感觉十分有趣，自己去捉怎么都捉不到，要我教他。

我告诉他，蜻蜓长了很多很多的眼睛，要趁它停着时，用手指从远处靠近，一面靠近一面比画圆圈。蜻蜓有复眼，看久了就会头昏，像被催眠了似的一动也不动，这样就能一把捉住它们了。王羽照我的办法去做，果然成功了，大喜。

他玩捉蜻蜓玩得不亦乐乎，烦恼也忘了，遂继续拍下去。

张彻

在拍《金燕子》的外景时，大家同住一家乡下旅馆，虽然那已经是当地最好的旅馆了，但还是没有私人浴室。日本的旅馆到近几十年才有私人浴室这种设施。客人要洗澡怎么办？到大众浴堂去。我们这群难得有温泉泡的年轻人可开心了，辛苦了一天，收工后的最大福利便是浸在温泉中，快乐无比。

很奇怪，我从没有看到过张彻来泡温泉。那么多天了，他不洗澡行吗？日本人窃窃私语，说你们的导演是不是 okama ?" okama "字面的意思是铁锅，也指同性恋者。

有一天收工后，张彻叫我到他的房间去。日本同事们听到了都说，蔡澜你这次惨了，保重吧。我也有点儿担心，但是导演叫我去找他，我没有理由拒绝。

进了房间，张彻把窗和门关紧，我心中开始发毛，但是并没有什么事发生，张彻不过是把他的拍摄意图告诉我，不想让其他工作人员听到罢了。

关于张彻的行为，众人都怀疑过，为什么他不与女明星谈情说爱？以我和他接触了几十年对他的了解，他身体某部分可能有点儿缺陷。他喜欢的是自己所缺乏的所谓"阳刚"，围在他身边的个个都是肌肉男。他很欣赏这些人的"阳刚，有时候会禁不住摸摸他们的手臂，但也是仅此而已。如果说他有同性恋倾向的话，那也是一种精神层面的，像《魂断威尼斯》(1971）里的老音乐家欣赏美少年那样。

张彻原名张易扬，浙江青田人，读大学时专修政治。毕业后，他跟随的大多是政治人物，但后来他觉得没有什么意思，便去中国台湾地区从事与电影相关的工作。有一部电影的主题曲《阿里山的姑娘》，就是由他填词的。

在台湾地区发展得不顺遂，张彻便辗转到了香港，在《大公报》写影评，用一个叫"何观"的笔名。当年影评写得最好的，只有金庸先生和他两个人了。

后来，他加入了邵氏，六先生对他的印象并不深。他做了几年的副导演后终于得到一个机会。当时，正导演拍了一部叫《蝴蝶杯》(1965）的武侠片，六先生看了很不喜欢，下令要补拍。邵氏有这么一个传统，完成的电影作品要让六先生第一个看，他如果觉得情节莫名其妙就要重来。轻的措施是加上几场戏进行说明，重的措施则是把整部片存进货仓，不许上映。金漆招牌的重要性高过一切。许多年轻导演都要经过这段考验，补戏对他们来说是很没面子的，是莫大的羞耻。其实，我们现在回头来看，这是何等幸福的事﹣﹣有人肯付出那么大的代价给你机会来补救，这是让人求之不得的事！

张彻的第二部戏《虎侠歼仇》(1966）就过了关，锁定了他导演的地位。因为同是浙江人，张彻和金庸先生的交情特别好，和倪匡更为亲密。有一天，他向倪匡说要改编金庸的作品，倪匡回答："那种鸿篇巨制，两个钟头怎拍得完？要拍的话，取用其中一段情节或者拿来一个概念，就成了。"

从杨过这个人物身上得到了启发，倪匡替张彻写出了《独臂刀》(1967)，这部电影在当年大卖特卖，破了一百万港元的票房纪录。从此，张彻被冠上了"百万导演"的头衔，事业一帆风顺。

在这期间，张彻招揽了易文和董千里。前者原名杨彦岐，生于文人世家，一开始为电影插曲填写歌词，后来也当上了导演。来邵氏时，他已风光不再，住在宿舍中，喜欢给女编剧写情书。他死后，这些私人信件被找了出来，公司里的人问我怎么处置，我觉得这是他个人的隐私，没把它们公开，和他一起埋葬了。

董千里是一位来浙江的老报人，也写过不少小说。他人长得又高又瘦，给人印象深刻的是他有一个鹰钩鼻，夸张得很。如果由他来饰演巫师，是不必化妆的。

张彻、易文和董千里三人组了一个说客团。每天下午四点后﹣﹣六先生吃下午茶的时段，他们就在办公室外等待，六先生一有空就把他们叫进去开会，风雨不改，就算张彻有戏拍到一半，也会停下来。下午的这个会是一定要开的。

他们谈些什么呢？多数是今后拍戏的方针。三个人你一嘴我一舌，说服力特别强。这也可能是张彻在政治学校学到的技艺，三个人把六先生包围得紧紧的，其他任何人都插不进来。

他们要拍的题材太多了。江浙人小时就知道《刺马》这出戏，六先生一听马上拍手赞成。早年在上海流传的典故，像马永贞、仇连环等，也是他们所熟悉的，当然也开拍。

题材谈妥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找倪匡。倪匡是在上海长大的，对这些传说很熟悉。和倪匡聊剧本时，六先生会把我也带上，这时气氛没有那么严肃了。我们多数在尖沙咀宝勒巷的一家叫"大上海"的餐厅，一边吃饭一边谈，我对沪菜的认识也是从这个时候开始有的。熟客们到了，不必看餐牌。带位的侍者叫欧阳，拿出一个筷子纸筒，拆开了，里面写着时令蔬菜名。也并非每个人都看得懂菜名，比如"樱桃"代表田鸡腿，因为那块肉圆圆的，像颗樱桃；"圆菜"指的是山瑞或甲鱼，还有草头、马兰头等野菜。

说到喝酒，六先生和张彻都不好此道，而倪匡却来者不拒，一瓶 XO 白兰地，他老兄"咕噜咕噜"一下子就干掉，面不改色。老酒入肚，讲出来的历史人物一个接一个，新剧本源源不断地产生。倪匡是高手，一个剧本三天就能写完。如果是给邵氏以外的人写剧本，导演们说要赶时间，越早完成越好，倪匡作勉为其难状，说两个星期后来取。但实际上，他也是三天就写完了，放在抽屉中，等他们两个星期谢天谢地地拿走。

张彻最大的功劳是把武侠片和功夫片带进一个潮流，反转了当年以女明星为主的文艺片的"阴气"。

到了1969年，来自好莱坞的萨姆·佩金柏（ Sam Peckinpah ）拍了一部叫《日落黄沙》( The Wild Bunch )的西部片。片中，年华已逝的英雄们在金钱的驱使下去保卫一个小镇，一个个地牺牲。他们在慢镜头中中枪无数，血液飞溅。

张彻大受震撼，之后一直用这种方式来表现英雄们遇害的情景。当时吴宇森也受到了影响。他当过张彻的副导演，在试片室中看"毛片"时将画面一个个地记下，不大出声，非常勤奋。张彻喜欢骂人，但从来没有骂过吴宇森。一部部的卖座电影出炉，张彻电影中的英雄们除了流血，还要被剖开肚皮，拉出肠来。这些血腥镜头也不一定被审核通过，尤其是在新加坡，影片每次都要被剪得一塌糊涂，有时整部戏都要被禁掉。三先生从新加坡来信，再三地要六先生命令张彻收敛，六先生也试了，但张彻就是不听，弄得大家很是头痛。

这时候，我已当上了制片经理。有些影片过长，有些过于残忍，就得由我和剪接师姜兴隆来想办法处理，但怎么才能说服脾气极大的张彻呢？

拜赐于当年在日本检查拷贝的宝贵经历，我对剪接已有很深的认识，再加上姜兴隆这位高手，两个人把张彻拍的场面修完再修，剪接后的故事情节不会中途乱跳，合情合理，让人看得下去。剪接完成后，我们将影片放给张彻看，他最后也点了头，不再争辩。

在张彻的主张下，六先生从日本请了一群武师。他们把这些武师叫作"杀阵师"，是动作指导的意思。日本影片中的厮杀场面多数是英雄和歹徒捉对厮杀，杀了一个又一个，其余的歹徒在旁边等男主角杀完才动手。张彻认为这极不合理，歹徒要上就一齐上，何必等？这种改变反过来影响了日本武侠片，五社英雄等日本导演就学了过去。

张彻很少离开摄影棚，但有时也会跑到我的办公室里喝杯茶。我知道他的书法了得，就准备了笔墨请他写一幅字。张彻毫不思考就下笔，写了一首诗送我，最后的签名他把家乡也写上，叫自己"青田张彻"。这幅字怎么开头怎么结尾，何处留空，他都算得精准，这是经过严格书法训练的人才做得来的。

发起写字的兴来，张彻会写一幅大的，叫美术指导放大后印在纯白布景上，白底黑字。英雄人物穿着白色服装，在慢镜头中舞着剑走向镜头，颇有诗意。

电影拍久了，弊病也跟着来。张彻通常要睡到下午才起床，发的拍摄通告都是早班，遇到拍摄超时，工作人员也可以捞一点儿"过钟"的补贴。

另外的弊病是拍电影用的武师，打杀后"死"了不少，躺在地上装尸体，然而之后还要上阵，于是到了第二天拍戏时张彻会换上一批临时演员当死尸，工钱却是武师的标准。这些毛病在后来都被方小姐一一抓出，加上服装道具都要经过方小姐的采购组逐一报价，张彻受到的阻碍越来越多。到了后期，方小姐还禁止张彻发早班通告，等等。

张彻发现箍在他颈项上的圈子越来越紧，快要不能呼吸时，向六先生提出要自组公司，到台湾地区去发展。

"没有了我做后台，你能行吗？"六先生问他。张彻拍着胸口说："拍成的片子由邵氏发行，要是亏了本，都由我自己负担。"

"怎么负担呢？"六先生问。

"万一亏了，就从我的导演费中扣好了。"

六先生一算，要投下去的资本不少，就要以张彻的二十部电影的片酬当保证。反正拗不过张彻，六先生就决定放他一马。张彻的那块招牌还很硬，想来交来的电影不会差到哪里去，也就答应了他的请求。

张彻到了台湾地区，轰动一时，拍了不少大成本的战争片。

但到底台湾味和香港味不同，他后来拍的功夫片也没有之前那么精彩了，片子一部接一部地失败，到了最后惨败归来。

大度的六先生原谅了张彻，张开双臂欢迎张彻回来。张彻本来可以赖皮不还钱的，但最终还是按照承诺不收片酬，为邵氏拍戏。在那个年代，毕竟还是"量"大于"质"的，邵氏的影院需要多部新片来支持。

张彻痴迷于工作，对身体健康完全不理会，问题随之而来：他的腰也开始弯起来，听力也下降了。但他还是每天照常开工，片场是他的一切。后来他又训练出一班武师来，但武侠片的潮流已过，不能起死回生。

张彻身体不行了，脑筋却还是很灵活，耳聋听不了电话，他就以传真来与外界沟通。黄霑一给他发去传真，即刻得到他数十页的回复。渐渐地，他被人遗忘了，没什么人理他了，但他还是住在邵氏宿舍里。方小姐再三派人叫张彻搬走，但张彻说："如果六先生下命令，我即刻搬！"

始终，六先生是念着他那份情的，让张彻留了下来。他在2002年获得香港电影金像奖的终身成就奖，同年逝世，享年79岁。

井上梅次

想要说服六先生开戏，导演们最先要做的就是说服他把故事听下去。

讲故事嘛，谁不会？但面对拥有邵氏电影王国的脸上笑嘻嘻却不怒自威的六先生，一般人都会怕得要死，结结巴巴地讲不出话来，更不要说讲故事了。

有些导演口才好，他们讲的故事能一下子就得到六先生首肯。比如程刚导演，他讲故事时全情投入，讲到紧张处时，用手拍桌子当音效，或嘴里哼唱几句当配乐，这是一种天分。可惜，他拍戏时总是慢吞吞的，很难完成一部电影的拍摄，所以作品并不多。其他导演没有他这个才华，只有通过大宴客、送厚礼的方式，请程刚代他们去讲故事。

六先生听完故事后，如果觉得喜欢，就即刻安排人写剧本。而剧本作者中写得又快又精的，当然是我的老友倪匡了。他为邵氏写过的剧本，有的拍成了，有的没拍成，加起来至少有五百部。

更直接的方式，就是六先生最拿手的"借用"了。他到日本表面说是去度假，其实是去工作的。他让我从"五大公司"要来电影新作观看。日本的电影公司以为他要购买电影版权拿到东南亚去放映，都很乐意提供给他看。六先生观影时，我就充当翻译的角色，把电影里的对白一句一句地翻给他听，我的日文也因此进步不少。但如果我遇到讲日本文言文的古装片，或完全是乡下口音的写实片，就难免发生翻译错误。不过，好在六先生只需要知道粗略的剧情，对细节也没一一追问，我也就过了关。

这段时间里，我观影印象最深的是一部叫《呼岚之男》(1957）的影片。这是井上梅次在"日活片场"拍得最成功的一部电影，有音乐有打斗，又用了红得发紫的年轻演员担任主演。电影讲的是一个鼓手成名了，当地的"黑帮"想控制他的故事。影片的主题曲也卖了个了满堂红。

六先生想翻拍此片。他通过当年李翰祥的专用日籍摄影师西本正去联系，并请来了井上梅次导演。井上梅次把此片原原本本地翻拍过来，把男主角选用了凌云，女主角则选了何莉莉。这部影片的票房当然也非常成功。

得到六先生的许可后，井上在香港一部接着一部地拍了好多片子。当六先生说为什么香港人拍歌舞片比不上好莱坞时，他说日本拍的歌舞片也不差，但用什么故事呢？井上找来他很早前拍的一部叫《三姐妹》(1954）的旧作放给六先生看。这比说什么故事都有效，六先生看完后马上点头同意。

于是就有了香港版的《三姐妹》--《香江花月夜》(1967)。片中三姐妹分别由郑佩佩、何莉莉和秦萍饰演，男主角由陈厚饰演。井上梅次从日本拉了大队人马过来，除了舞蹈指导，有时还将整班的"东宝"或"松竹"的歌舞团请来助阵。他的团队成员也并非无名之辈，像作曲的服部良一，是日本最受尊敬的作曲家之一，留下了《苏州夜曲》等经典作品。

《香江花月夜》又卖座了。从此，只要六先生一提影片类型或者方向，井上就从他的袖子中拉出一部旧作来照抄，计有《谍海花》(1968)、《花月良宵》(1968)、《钓金龟》(1968)、《青春万岁》(1969)、《遗产五亿元》(1970)、《女子公寓》(1970)、《女校春色》(1970)、《青春恋》(1970)、《钻石艳盗》(1971)、《夕阳恋人》(1971)、《玉女嬉春》(1971)、《我爱金龟婿》(1971）等。

也不是所有井上的影片都在香港拍，全部在日本取景的也有。这些影片中，由我负责制作的有《遗产五亿元》《女子公寓》和《女校春色》。

井上拍戏时像行军作战，准时开工，准时收工。通常，片场中有些陋习，如导演们会在收工时多拖一拖，让工作人员赚些超时的工资当外快。在这方面，井上绝对不肯。这原本无可厚非，只是井上这个人一直以向六先生"打小报告"居功，惹得员工们对他十分反感。大家私底下不叫他"井上梅次"，而是叫"井上梅毒"。

也不是只针对香港人，他对从日本带来的团队也是如此。一次，他说大家辛苦了，请大家吃一顿日本料理。众人一听，高兴极了，当年在香港吃一餐日本料理可是花销不菲的。

到了餐厅，井上第一个发声，跟伙计说："给我来一份汤豆腐就够了，其他人自己叫。"

看到导演点了最便宜的菜，其他人便都不敢放肆地点餐了。那一餐吃得大家一肚子气，日本团队的成员也学香港的工作人员，叫他"井上梅毒"。

在日本拍摄时他在很多方面要靠我，也破例地请我吃过一次寿司。我没那么容易放过他，便把最贵的食材都叫齐了。他看到账单时擦擦汗，连说"厉害厉害，真会吃"。

一次，一个讨厌他的灯光师跟我说："我们全体人员已经说好了，从天桥板上丢下一块铁片，打他一个头破血流！"我听了即刻制止，说那是伤天害理的事，千万不可。他这才避过此劫。

井上没有得到报应，但他太太﹣﹣知名演员月丘梦路却在日本遭遇了严重的车祸，整张脸伤得很重。好在日本医科大学的整容技术非常厉害，用小针缝补，一共缝了几百针，等伤好了几乎一点儿疤痕也看不出来。所以，各位要整容的话千万别去十仁医院，要到他们的医科大学去才行。

井上梅次因脑溢血而身亡，享年八十六岁。

【蔡澜（1941年8月18日—2025年6月25日），出生于新加坡，祖籍广东潮州，后来定居香港。中国作家、美食家、电影监制、主持人，与金庸、倪匡、黄霑并称“香港四大才子”。《新周刊》年度生活家，《开讲啦》特邀讲师，《舌尖上的中国》《风味人间》总顾问。吃喝玩乐无不在行，文学、电影、书法、金石样样精通，被无数人奉为人生典范。著有《我喜欢人生快活的样子》《学做妙人》《人间好玩》《人间清醒》等。】

来源：读书有味聊忘老一点号